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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
闻其居乡亦不甚好。”
[6]一年之后，他便提出前述辨理学真伪的那段讲话。
从此，“假道学”
、“冒名道学”
等，也就成为圣祖指斥言行不一的理学诸臣的习惯用语。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
二十三年二月，崔蔚林自知在朝中已无立足之地，疏请告病还乡。
圣祖决意借此机会，对假道学作一次惩治。
于是他示意内阁近臣：“崔蔚林乃直隶极恶之人，在地方好生事端，干预词讼，近闻以草场地土，纵其家人肆行控告。
又动辄以道学自居，焉有道学之人而妄行兴讼者乎？此皆虚名耳。
又诋先贤所释经传为差讹，自撰讲章甚属谬戾。
彼之引疾乃是托词，此等人不行惩治，则汉官孰知畏惧！”
[7]崔蔚林就此声名狼藉。
无独有偶，继崔蔚林之后，康熙三十三年，当时任顺天学政的理学名臣李光地成为假道学的又一典型。
这年四月，李光地母病故，由于他未坚持疏请离任回乡奔丧，因而以“贪位忘亲”
[8]招致言官弹劾。
一时之间，朝议哗然，迫使康熙帝出面干预。
风波虽然迅速平息，但是玄烨对假道学的憎恶已经不可压抑，他决心进行一次总的清算。
闰五月初四，他集合翰林院全体官员于瀛台，以《理学真伪论》命题考试。
试毕，又就熊赐履弟赐瓒在考试中暴露出的问题借题发挥，对理学诸臣“挟仇怀恨”
，“务虚名而事干渎”
，“在人主之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
等丑恶行径加以痛斥。
其鞭挞所至，不仅李光地、熊赐瓒首当其冲，而且业已故世的魏象枢、汤斌等也未能幸免。
就连对他有教诲之谊的熊赐履，同样被指名羞辱。
在历数假道学言行不一的诸多劣迹之后，玄烨为理学诸臣明确规定了立身处世的准则，这就是：“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
[9]
综上所述，足见康熙儒学观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从了解理学，熟悉理学，直到将理学归结为伦理道德学说的过程。
关于这一点，玄烨晚年有一段系统的表述，他说：“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
朕尝潜玩性理诸书，若以理学自任，则必至于执滞己见，所累者多。
反之于心，能实无愧于屋漏乎？宋、明季代之人，好讲理学，有流入于刑名者，有流入于佛老者。
昔熊赐履在时，自谓得道统之传，其殁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
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
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
[10]这是圣祖对其儒学观的重要自白，其立足点就在于理学是立身根本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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