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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读退谷先生之藏书,如好音见惠,亦复易达。
顷者《日知录》已刻成样本,特寄上一部,天末万山中冀览此如观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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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康熙十二年,顾炎武《又答李武曾书》云:“黔中数千里,所刻之书并十行之牍乃不久而达,又得手报至方山所,而寄我于楼烦、雁门之间。
若频阳至近,天生至密,而远客三楚,此时犹未见弟之成书也,人事之不齐,有如此者,可为喟然一叹!
此书中有二条,未得高明驳正,辄乃自行简举,容改后再呈。
且续录又得六卷,未必来者之不胜于今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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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康熙十二年,顾炎武《又与颜修来书》云:“弟今寓迹半在历下,半在章丘。
而修志之局,郡邑之书颇备,弟得借以自成其《山东肇域记》。
……近日又成《日知录》八卷,韦布之士,仅能立言,惟达而在上者为之推广其教,于人心世道,不无小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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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康熙十五年,顾炎武《与黄太冲书》云:“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但鄙著恒自改窜,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钱粮论》二篇,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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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所考,足见把《日知录》的始撰时间定在明崇祯十二年是欠妥当的。
笔者以为,应以顾炎武逝世前夕,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所写《与人书》为据。
顾在这封信中说:“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
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
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
[14]据此,《日知录》的始撰时间,假如定在康熙元年他50岁以后,或许会更合理一些。
(二)《日知录》的撰述动机
顾炎武为什么要著《日知录》?他逝世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该书在福建建阳付梓,潘耒曾就此写了如下一段话:“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
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
立言不为一时,录中固已言之矣。
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
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
[15]这就是说,《日知录》是一部经世致用的书,顾炎武的理想虽然生前没有实现,但是往后一定会有人使之实现的。
假如仅仅以考据精详、文辞博辨来评价这部书,那就违背顾炎武著书的本意了。
潘耒的这一担心,不幸被言中了。
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一时儒臣为《日知录》撰写提要,就提出了同潘耒完全不同的评价。
据他们称:“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
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
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
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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