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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一部书，两个时代的评价竟然如此不同。
究竟谁是谁非？笔者以为，还是以顾炎武本人的论述为依据，最令人信服。
关于《日知录》的撰述动机，顾炎武生前曾经多次谈及。
譬如他为《日知录》初刻本撰序，就很清楚地指出，该书的结撰是为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
[17]。
在给友人杨瑀的信中，说得就更为明白：“向者《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多刊改。
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
[18]至于前引顾氏逝世前夕给江南友人的信，信中所述：“《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
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
[19]无疑就该是这个问题的“晚年定论”
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顾炎武把著《思辨录》的陆世仪和著《明夷待访录》的黄宗羲引为同志。
在给陆世仪的信中，他说：“廿年以来，东西南北，率彼旷野，未获一觐清光。
而昨岁于蓟门得读《思辨录》，乃知当世而有真儒如先生者，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具内圣外王之事者也。
弟少年时，不过从诸文士之后，为雕虫篆刻之技。
及乎年齿渐大，闻见益增，始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炳烛之光，桑榆之效，亦已晚矣。
近刻《日知录》八卷，特付东堂邮呈，专祈指示。
其有不合者，望一一为之批驳，寄至都门，以便改正。
《思辨录》刻全，仍乞见惠一部。”
[20]而给黄宗羲的信也同样说：“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两君，具念起居无恙。
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
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
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
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日也。
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
[21]
根据以上材料，足以说明《日知录》确如潘耒所见，是一部讲求经世致用学问的书。
顾炎武是要以之去“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
。
按理这些材料四库馆臣都能看到，他们又都是全国的一流学者，据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应无问题。
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否定了顾炎武的经世主张，讥之为“迂而难行”
，“愎而过锐”
。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其原因大概可以从如下两方面去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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