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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辛亥年即康熙十年。
顾炎武谈《日知录》初刻,为什么在时间上会出现庚戌、辛亥二说?笔者以为,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即八卷本《日知录》系康熙九年始刻,而至康熙十年完成。
至于初刻地点,据周可贞同志新著《顾炎武年谱》考证,当在德州。
他说:“《日知录》初本,实乃先生讲《易》时,在程先贞等友人劝说下才决定刊刻的,刻书地点可能就在德州。”
[28]
将初刻《日知录》的有关故实考出,这无疑是周著新谱的一个贡献。
而把初刻地点大致定在山东德州,虽属揣测,尚需进一步寻觅佐证,但就顾炎武在此数年间,频繁往返德州的经历来看,又不无道理。
只是这样一来,却碰到一个不易得到圆满回答的问题,即现存八卷本《日知录》,刻书者自署“符山堂”
,而符山堂为张弨书屋,张氏系江苏淮安人,而非山东德州人。
当时,张弨正为顾炎武刻《音学五书》,地点就在淮安。
这有顾炎武康熙十九年撰《音学五书后序》为证,他说:“余纂辑此书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
然久客荒壤,于古人书多所未见,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
又得张君弨为之考《说文》,采《玉篇》,仿《字样》,酌时宜而手书之;二子叶增、叶箕分书小字;鸠工淮上,不远数千里累书往复,必归于是。
而其工费则又取诸鬻产之直,而秋毫不借于人,其著书之难而成之不易如此。”
[29]因此《日知录》八卷本的初刻,又存在淮安付梓的可能。
事情真相如何,史料无征,只好存疑。
初刻八卷本问世之后,《日知录》的结撰,不间寒暑,精益求精,耗尽了顾炎武毕生的心力。
对于其间的甘苦,他曾经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
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
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
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
[30]顾炎武将此书的结撰喻为采铜于山,可见其劳作的艰辛和学风的严谨。
顾炎武严谨笃实,学随日进。
在他生命历程的最后数年里,致力于对初刻本精雕细琢,纠正讹误。
康熙十五年,顾炎武为初刻本《日知录》补撰自序,就此书反省道:“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
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欲更刻之,而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
[31]同年,他给黄宗羲的信中也说:“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但鄙著恒自改窜,未刻。”
[32]
晚年的顾炎武,恪遵“良工不示人以璞”
的古训,精心雕琢《日知录》。
在致其学生潘耒的信中,他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
昔伊川先生不出《易传》,谓是身后之书……今世之人速于成书,躁于求名,斯道也将亡矣。
前介眉札来索此(指《音学五书》——引者),原一亦索此书,并欲抄《日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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