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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顾炎武明确主张“法古用夏”
，“待一治于后王”
，“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
，这不仅反映了他对清王朝的不合作态度，而且简直是近乎否定现政权的存在。
这样一种经世学说，在文化专制十分严酷的乾隆时代，当然是没有人敢于去正视和肯定它的。
第二，《日知录》的结撰和刊行，是康熙中叶以前的事情，到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间已经相去七八十年。
时代变了，学风也变了，经世致用思潮已经成为过去，代之而起的则是风靡朝野的考据学。
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之下，四库馆臣曲解《日知录》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历史的本来面目终究是掩盖不住的。
嘉庆、道光间，清王朝盛极而衰，内忧外患交炽，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
道光初，嘉定青年学者黄汝成辑《日知录集释》，将先前众多学者关于《日知录》的研究成果会聚一堂。
他虽然没有对四库馆臣的提要进行批评，但是却十分明确地表彰了顾炎武及其《日知录》的经世学说。
黄汝成认为《日知录》“于经术文史、渊微治忽，以及兵刑、赋税、田亩、职官、选举、钱币、盐铁、权量、河渠、漕运，与他事物繁赜者，皆具体要”
[22]，是一部讲求经世之学的“资治之书”
[23]。
晚清，文网松弛，《四库提要》已成批评的对象。
朱一新著《无邪堂答问》，对四库馆臣的曲解《日知录》进行尖锐批评，讥之为“叶公之好龙”
、“郑人之买椟”
[24]。
（三）从初刻八卷到临终绝笔
在《日知录》的结撰过程中，初刻八卷本的问世，是一个重要环节。
以往，由于这个本子流传未广，不易得读，所以有的研究者遂误认为已经亡佚。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这个本子影印，附录于《日知录集释》出版，这样不仅澄清了误会，而且大大方便了研究者。
《日知录》的刊刻时间，可以大致确定为康熙九年八月。
根据主要是两条，第一条为顾炎武康熙十五年所撰《初刻日知录自序》。
序中说：“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抄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
[25]上章阉茂为干支纪年庚戌的别称，庚戌即康熙九年。
第二条即前引程先贞撰《赠顾征君亭林序》。
这篇序说：“亭林先生……今年结夏于此，与二三同人讲《易》。
复得发其《日知录》一书观之，多考古论世之学，而其大指在于明经术、扶王道，为之三叹服膺，劝其出以惠学者。”
[26]程序题下所署年月即为康熙九年八月。
有关《日知录》初刻时间的资料，还见于《蒋山佣残稿》。
其中，顾炎武的《与友人书》说：“《日知录》初本乃辛亥年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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