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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经筵讲论中对朱子学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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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乾隆十九、二十两年的间断，到二十一年二月再举仲春经筵，高宗的讲论却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这便是第一次对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提出了质疑。
《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
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朱子《中庸章句》注云：“自，由也。
德无不实而明无不照者，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
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者，贤人之学，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
诚则无不明矣，明则可以至于诚矣。”
[1]在答门人问《中庸》时，朱子又云：“‘自诚明谓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
‘自明诚谓之教’，此教字是学之也。
此二字却是转一转说，与首章‘天命之谓性，修道之谓教’二字义不同。”
[2]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满汉直讲官分别进讲《中庸》该章，重申朱子解说。
讲毕，高宗一改早年对朱子学说的推阐，就《中庸章句》及《朱子语类》所载朱子主张提出异议。
据云：“德无不实而所明皆善，性而有之圣人也。
先明乎善而后实其德，教而入之贤人也。
诚者理之当然，明者明其所以然。
性即理也，教即所以明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清高宗的这一阐释，虽系据朱子学立论，但视性与教为一而二、二而一，则已与朱子不同。
由此出发，他对朱子之说提出质疑云：“是故诚之外无性，明之外无教，圣人浑然天理，无所用其明而明无不照。
谓之‘所性而有’，尚属强名，则何借乎教！
贤人日月至焉，必待先明乎善而后实之，乃复其性。
然明即明此理，实亦实此理而已，夫岂别有所谓教哉！”
因此，高宗的结论是：“朱子谓与天命谓性、修道谓教二字不同，予以为政无不同耳。”
[3]这就是说，在清高宗看来，朱子解“圣人之德”
为“所性而有”
，并不确切，而是“强名”
。
此其一。
其二，朱子释性、教二字，以为在不同场合可有不同含意，亦属多余。
清高宗讲《中庸》而立异朱子，只是一个偶然之举吗？如果在经筵讲论中出现类似情况仅此一次，抑或可称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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