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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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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经筵讲学为文治攸关，素为帝王所重。
清承明制，顺治九年定，每年春秋仲月，各举经筵一次。
其后，经康熙、雍正二朝，历时数十年不改，遂成一代定制。
高宗即位，一如其父祖，崇儒重道，阐学尊经，因而于经筵讲学尤为重视。
乾隆五年八月，仲秋经筵讲毕，高宗曾面谕经筵讲官曰：
经筵之设，原欲敷宣经旨，以献箴规。
朕观近日所进讲章，其间颂扬之辞多，而箴规之义少，殊非责难陈善，君臣咨儆一堂之意。
盖人君临御天下，敷政宁人，岂能毫无阙失？正赖以古证今，献可替否，庶收经筵进讲之益。
[1]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御史吉梦熊专折奏议经筵事宜，高宗就此重申：
讲官系朕简用大员，经筵讲章本应自行撰拟，期副献纳论思之义。
乃故事相沿，竟有由翰林院循例属稿者。
朕于讲官呈本时，尚为研讨折衷，著为经、书二论，务在自抒心得。
而侍案敷陈者，顾以成言诵习，聊为塞责，可乎？该御史所奏，实为近理，嗣后将此明著为令。
[2]
足见，在清高宗的心目之中，经筵讲学断非虚应故事。
因而对于讲官事前所进讲章，他皆认真斟酌，撰为经、书二论，以期自抒心得。
尽管诚如他所自述，“帝王之学与儒者终异”
[3]，所以对于其经筵讲论，我们就不当如同学者论学般地去评判其是非。
然而他在经筵讲坛上的讲论，实无异朝廷学术好尚的宣示。
惟其如此，其影响又绝非任何学者之论学可以比拟。
乾隆中叶以后，既然在庙堂之上，一国之君论学而屡屡立异朱子，辩难驳诘，唯我独尊，那么朝野官民起而效尤，唱别调于朱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就叫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
值得指出的是，清高宗确立崇奖经学格局的过程，也正是他将专制皇权空前强化的过程。
高宗初政，鉴于其父为政的刻核寡恩，倡导广开言路，政尚宽大。
然而曾几何时，宽松政局已成过眼云烟。
乾隆八年二月，翰林院编修杭世骏试时务策，因议及“内满而外汉”
的时弊，惹怒高宗，竟遭革职。
[4]以之为肇始，从乾隆十六年八月至二十一年正月，高宗大张文网，以对伪撰孙嘉淦奏稿案、王肇基献诗案、杨烟昭著书案、刘震宇《治平新策》案、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和朱思藻辑《四书》成语案等的穷究和严惩，宣告了宽大为政的终结和文化桎梏的形成。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清高宗选择崇奖经学、立异朱子的方式，把学术界导向穷经考古的狭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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