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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章学诚就此还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
[29]作为一个史家，章学诚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证古代学术初无经史之别，六经乃后起之称。
他指出：“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
[30]因此，学诚反对“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
的倾向，主张把立足点转移到现实社会中来。
他说：“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
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
[31]这种厚今薄古，学以经世的史学思想，在他晚年所写《浙东学术》篇中，得到了集中阐发。
实斋于此有云：
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
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
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
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
[32]
乾嘉之际，倡“六经皆史”
而学以经世，实非章学诚的一家之言，乃是一时杰出之士的共识。
诸如钱大昕、李保泰、袁枚等人，皆与章学诚不谋而合，唱为同调。
嘉庆五年（1800年），钱大昕为赵翼著《廿二史札记》撰序，就不仅反驳了理学家视读史为“玩物丧志”
的偏见，否定了宋明以来，“经精而史粗”
、“经正而史杂”
的成说，而且断言：“经与史岂有二学哉！”
[33]李保泰则大声疾呼：“自士大夫沉湎于举业，局促于簿书，依违于格令，遇国家有大措置，民生有大兴建，茫然不识其沿革之由，利病之故，与夫维持补救之方。
虽使能辨黄初之伪年，收兰台之坠简，于以称博雅、备故实足矣，乌足以当经世之大业哉！”
[34]袁枚虽以诗文名家，史学并非当行，但他同样也认为“古有史而无经”
。
[35]然而，陶铸群言，彰明史学的经世传统，总其成者则当推章学诚。
[36]稍后的学者龚自珍等，正是假其说以治经，遂演为《公羊》改制之论。
钱宾四先生早年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此有过重要揭示。
钱先生指出：“《公羊》今文之说，其实与六经皆史之意相通流，则实斋论学，影响于当时者不为不深宏矣。”
[37]
[1]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3《家书二》。
[2]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一年、二十九岁”
条。
[3]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2《文集》7《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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