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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自乾隆三十七年始撰，迄于著者嘉庆六年逝世，三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死而后已。
而救正风气，开辟新路，则始终不渝，首尾一贯。
正如他晚年就此致书友人汪辉祖所述：“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
[20]
章学诚一经选定以史学为救正风气之道，便义无反顾，矢志以往，倾注全身心于《文史通义》的撰写。
从乾隆五十三年致函孙星衍，首次提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
；[21]中经五十四年至五十七年间所写《经解》、《原道》、《史释》、《易教》及《方志立三书议》诸篇的系统阐释而深化；到嘉庆五年撰成《浙东学术》，彰明“史学所以经世”
的为学宗旨，[22]他完成了以“六经皆史”
为核心的史学思想的建设。
[23]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六经皆史”
的思想萌芽甚早。
据已故钱钟书教授著《谈艺录》考证，其远源可追溯至《庄子》的《天道》、《天运》诸篇，其近源则为王守仁《传习录》、顾炎武《日知录》等明清间人著述。
[24]当然，章学诚的“六经皆史”
说是否源自老、庄思想，证据不足，尚难定论，但王守仁、顾炎武思想于他的影响，则屡见于《文史通义》，确然无疑。
还应当指出，唐代史家刘知几所撰《史通》，也是章学诚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据章学诚自述，他28岁始读《史通》[25]，且声称：“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
截然两途，不相入也。”
[26]言下之意，其史学“盖有天授”
，非受《史通》启发。
然而《史通》于他思想的影响，则随处可见，欲加掩饰而不能。
诸如把史籍区分为撰述与记注二家，强调史才、史学、史识与史德的统一，反对文人修史，主张详近略远、据事直书、学以经世等，皆与《史通》一脉相承。
关于这一点，傅振伦老先生早年撰《章学诚在史学上的贡献》一文，早经揭示。
[27]至于“六经皆史”
，作为《史通》总纲的《六家》篇，即把儒家经典《尚书》、《春秋》视为史籍编纂的两家，与《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并称“六家”
。
这无疑应是章学诚史学思想的远源。
其实，《文史通义》的以《史通》为重要来源，早在其撰述之初，章学诚就曾直认不讳。
在致友人严长明的信中，他说：“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
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
[28]这封信后来虽未录入《文史通义》，但历史事实毕竟是不能抹杀的。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
说，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恐怕还不是尚存争议的尊经、抑经问题，贯穿于其间的一个中心思想，实为复原中国儒学的经世传统，倡导以史学去经世致用。
所以他在阐明六经即史的同时，就再三强调六经作为“先王政典”
的基本特质。
他说：“六经皆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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