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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如此,所以钱宾四先生认为:“清儒言考证推本顾、阎者,乃以本朝自为限断,亦不谓其事由两人特造,更无来历也。”
至于这个“来历”
,钱先生则以《四库总目》和乾嘉通儒焦循之所论为据,直溯明中叶以降诸儒杨慎、焦竑、陈第、方以智等。
他说:“清廷馆阁词臣序清儒考证之学,亦谓沿明中叶杨慎诸人而来,不自谓由清世开辟也。”
又说:“理堂在野,亲值汉学极盛,推溯来历,亦谓起明季,与四库馆臣之言相应。”
钱先生的结论是:“此自清儒正论,谓考证由顾、阎开山,其说起晚近,按实固无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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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把握学术消息不可脫离社会历史环境变迁。
钱宾四先生就此指出:
自乾嘉上溯康雍,以及于明末诸遗老。
自诸遗老上溯东林,以及于阳明。
更自阳明上溯朱陆,以及北宋之诸儒。
求其学术之迁变,而考合之于世事,则承先启后,如绳秩然,自有条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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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学术变迁与社会历史的演进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从而发现其间秩然有序的条贯,或者说是规律,这便是钱宾四先生所揭示的一个基本为学方法论。
就乾嘉考据学的形成而言,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宾四先生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具体作了3个方面的梳理。
首先,是对经学考古之风与八股时文关系的论究。
在这个问题上,钱先生以宋学中人姚鼐、李兆洛之所论为据,指出:“是皆以清代汉学为激起于八股也。”
继之又引王昶为惠栋所撰墓志铭而阐发云:“此亦以乾嘉经学发轫,针对当之时文应举言也。”
最后则据江藩《汉学师承记》所述而得出结论:“谓乾嘉经学考古之风为有激于举业,固清儒之公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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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对理学不振缘由的探讨。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宾四先生辟出专章,通过李绂学术的论究,以觇一时理学盛衰之根源。
对于李绂学术之历史地位,钱先生评价甚高,认为:“以有清一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推之,当无愧矣。”
在回顾李氏一生浮沉宦海,几度濒于斩首的遭遇之后,钱先生指出:
穆堂之在圣朝,得保首领已万幸,尚何高言践履功业!
谢山深悲之,曰:“公平生以行道济时为急,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尝少衰,浩然之气亦未尝少減。
然而霜雪侵寻,日以剝落,菁华亦渐耗。”
又曰:“公有万夫之稟,及中年百炼,芒彩愈出。
岂知血肉之躯,终非金石,竟以是蕉萃殆尽。”
嗟乎!
是可谓深识穆堂之志气遭遇者矣。
(原注:汤潜庵、全谢山,遭遇皆至酷。
)如是而言义理经济,几乎其不折入于训诂考据之业者。
正是以李穆堂学行的梳理为典型事例,钱宾四先生遂得出一明确之认识,“清学自义理折入于考据”
,实为历史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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