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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年后再次供职京都，他又时常与倭仁、何桂珍、窦垿等，讲求性理体用之学。
唐鉴论学，深嫉陆九渊、王阳明，一以二程、朱子为依归。
他认为：“圣人之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而已。
离此者畔道，不及此者远于道也。”
又说：“夫学之所以异，道之所以歧，岂有他哉！
皆由不识格致诚正而已。
习空谈者，索之于昭昭灵灵而障于内；守残编者，逐之于纷纷借借而蔽于外。
斯二者皆过也。”
由此出发，他于乾嘉考据学深不以为然，斥之为“以剩余糟粕，夸为富强”
的务外之学。
唐鉴就此阐述道：
圣人之言典章也，莫大于颜子之问为邦，曰夏时、殷辂、周冕、韶乐；曰放郑声，远佞人。
是必有顺天应人，长治久安，大经济，大功业，以运用于两间。
岂惟推天文，考舆服，讲求乐律而已哉！
其言政事，莫大于哀公之问政，曰达道五，行之者三；曰九经，行之者一。
是必有事亲知天，明善诚身，真本原，真学问，以弥纶于无际。
岂惟考官禄，别等差，讲明礼节而已哉！
所以他断言：“沾沾焉辨论于粗迹者，不知圣人之学也，外之故也。”
在唐鉴看来，唯有一秉朱子之教，格致诚正，合内外于一体，始是圣人之道。
他说：“《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治国平天下之事，岂在外哉！
不障于内，不蔽于外，惟格致诚正者能之。”
[1]以此为准绳，自道光二十三年初开始，唐鉴对前此二百年的清代学术进行总结，宗主程朱，卫道辨学，于道光二十五年夏，完成了《国朝学案小识》的结撰。
稿成，经儒臣曾国藩、何桂珍及著者外甥黄倬等校核，于同年冬在京中刊行。
唐鉴平生所结撰的两部学案体著述，即《朱子学案》与《国朝学案小识》，后者刊行在先，故得以流传于世。
而《朱子学案》虽纂修有年，咸丰初，唐氏应召入京，还曾就此奏报于登极伊始的清文宗。
据称：“臣读朱子全集，别为义例，拟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八大案，而以朱子之文分隶之。
则学者缕析条分，了然心目。”
文宗亦欣然面谕：“尔书出时，必呈朕览为要。”
[2]但终因卷帙浩繁，未及刊行。
著者故世后，遗稿又为后人遗失，仅有《朱子学案目录序》留存于今本《唐确慎公集》中。
[1]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首《自序》。
[2]唐尔藻：《镜海府君行述》，见《唐确慎公集》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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