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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于此指出：“经学三卷，有本《四库书目》者，有采取先辈文集者，有就本人所著书论次者。
参互成篇，未便揭明所出。”
[3]唐鉴以短短两年的时间，理董二百年间数以百计的学者著述，加以深陷门户之中，固执己见，一意表彰程朱一派，故粗疏漏略实亦在情理之中。
所以，一部《国朝学案小识》，于《守道》、《经学》、《心宗》三案，皆有《待访录》一目。
著者就此解释说：“一时搜求未得其著述，则于别集之所论及者，随详随略，录以待访。”
[4]可见，《待访录》一目之所辟，在编纂体例上并无新意，无非据以藏拙而已。
就具体编纂次第而言，《国朝学案小识》虽意在表彰道学，但《传道》、《翼道》、《守道》三案之分，其间根据何在，理由并不充分。
而既不顾历史实际，又不问学术造诣，仅据卫道之勇，即拔陆陇其于全书卷首，亦多可商榷。
为官清廉，鲠直不阿，固是陆陇其高风。
但陆氏之学，执拗褊狭，拘守门户，比之于陆世仪为学的博大通达，志存经世，相去简直不可以道里计。
因此，二陆并编，实是不伦。
事实上，陆陇其的尊朱黜王，并非一时首倡，张履祥、吕留良的表彰朱熹学说，都要先于他。
据私淑于陆陇其的吴光酉所辑《陆稼书先生年谱定本》载，直到40岁前后，陆陇其尚在朱王学术间徘徊。
后来在康熙十一、十二年，他四十三四岁时，结识吕留良，受张、吕二人学术影响，始成为朱子学笃信者。
对于这一层关系，陆陇其本人也并不讳言。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当他在京中获悉吕留良逝世的噩耗，曾撰文遥为祭奠。
据称：“陇其不敏，四十以前，以尝反复程朱之书，粗知其梗概。
继而纵观诸家语录，糠秕杂陈，珷玞并列，反生淆惑。
壬子、癸丑（康熙十一、十二年——引者），始遇先生，从容指示，我志始坚，不可复变。”
可见吕留良的为学主张对陆氏学术趋向影响之大。
文中，陆陇其还对吕氏于阳明学的“破其藩，拔其根”
备加推崇，指出：“先生之学，已见大意。
辟除榛莽，扫去云雾，一时学者获睹天日，如游坦途，功亦巨矣。”
[5]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同样为黜王尊朱的学者，陆陇其因为清廷所用，遂于其身后，以理学名臣而获从祀孔庙的殊荣。
吕留良却因不与清廷合作，而被清世宗斥为：“狎侮圣儒之教，败坏士人之心，真名教中之罪魁也。”
[6]以致故世41年之后，还为文字冤狱祸及，惨遭戮尸枭首。
唐鉴于此当然十分清楚，正因为对专制**威心存余悸，所以《国朝学案小识》不敢有片言只字涉及吕留良。
这一点，我们当然不必苛求于他。
但是，陆陇其并非清初大儒，其学本受张履祥、吕留良影响，唐鉴也不会不知道。
因而，仅以清廷好恶为转移，拔陆陇其于全书卷首，显然是不足取的。
清初理学界，在顺治及康熙初叶的二三十年间，主持一时学术坛坫风会者，实为王学大儒。
这便是以孙奇逢为代表的北学，以李颙为代表的关学和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南学。
而《国朝学案小识》无视历史实际，既以入清以后首倡“心宗”
而黜孙奇逢于不录，又强学宗陆、王的李颙入程朱“翼道”
者之列以张大门墙，于黄宗羲则贬入《经学学案》之中。
如此编次史籍，以门户之见而淆乱历史真相，其谬误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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