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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上既有汤、李辈以伪君子相率,下复有奇龄等以真小人自豪,而皆负一世重名,以左右学界,清学之每下愈况也,复何怪焉。”
[4]在梁启超看来,从清初诸大师到乾嘉学派,清学是在走下坡路。
因此,他对乾嘉学派评价并不高,他指出:“吾论近世学派,谓其由演绎的进于归纳的,饶有科学之精神,且行分业之组织,而惜其仅用诸琐琐之考据。”
[5]在对乾嘉大师惠栋、戴震的评价上,他既认为:“惠、戴之学,固无益于人国,然为群经忠仆,使后此治国学者省无量精力,其功固不可诬也。”
[6]但同时又对戴震颇多微词。
他说,戴震“极言无欲为异氏之学,谓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焉。
此其言颇有近于泰西近世所谓乐利主义者,不可谓非哲学派中一支派。
虽然,人生而有欲,其无怪也,节之犹惧不蔇,而岂复劳戴氏之教猱升木为也。”
他甚至委罪戴震,认为:“二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
[7]这同他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所为,简直判若两人。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随后再谈。
梁启超是晚清今文经学营垒中的健将。
早年,他曾在广州万木草堂从学于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
当时的日本,经历明治维新,锐意求治,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还是学术文化诸方面,都一跃而成为亚洲一流强国。
梁启超置身于这样一个相对开放的国度,使他得以广泛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深入探讨日本强盛的经验。
这不仅给了他以政治主张的理论依据,而且也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
当梁启超撰写《近世之学术》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时,正是他摆脱今文经学的羁绊,逾越康有为的改制、保教说藩篱,成为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笃信者的时候。
他把进化论引进史学领域,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率先举起了“史界革命”
[8]的旗帜。
《近世之学术》及其先后发表的一系列史学论著,正是他所倡导的“史界革命”
的产物。
由于从旧营垒中拔足,而且又找到了为今文经学所不可望其项背的思想武器,因而当他回过头去俯视旧营垒的时候,其中的利病得失便了若指掌。
在《近世之学术》中,梁启超就清代今文经学的演变源流写道:“首倡之者,为武进庄方耕(存与),著《春秋正辞》。
方耕与东原同时相友善,然其学不相师也。
戴学治经训,而博通群经,庄学治经义,而约取《春秋公羊传》。
东原弟子孔巽轩(广森),虽尝为《公羊通义》,然不达今文家法,肤浅无条理,不足道也。
方耕弟子刘申受(逢禄),始专主董仲舒、李育,为《公羊释例》,实为治今文学者不祧之祖。
逮道光间,其学寝盛,最著者曰仁和龚定庵(自珍),曰邵阳魏默深(源)。”
他认为,龚、魏之后,集今文经学之大成者当推廖平,而将其用之于变法改制,则自康有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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