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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即廖平，平系四川井研人——引者），不可诬也。
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
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
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
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
[9]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能把清代今文经学的源流利弊梳理得如此有条不紊，梁先生堪称第一人。
从《近世之学术》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梁启超先生最初步入清代学术史门槛的时候，他从总体上对清学的评价是不高的。
他认为：“综举有清一代之学术，大抵述而无作，学而不思，故可谓之为思想最衰时代。”
[10]然而，作为一个正在奋发向上的年轻学者和思想家，他对中国思想界的前景则甚为乐观。
在这篇文章末了，梁先生满怀信心地写道。
“要而论之，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
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
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
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
[11]
《近世之学术》作为梁启超研究清代学术史的早期作品，同他晚年的同类论著相比较，可谓虎虎有生气。
但平心而论，却又显得朝气有余，而踏实不足。
当时，正是他以“思想界之陈涉”
自任，“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
的时候，[12]因此他这一时期的论著，用以拯救时弊的实用色彩很浓。
惟其如此，加以在学业上的所涉未深，因而在《近世之学术》中，过当和疏漏之处在所多有。
譬如我们刚才所引述的对戴震的苛求，对徐乾学等的指斥，就是一例。
而且由于当时梁先生又曾一度倾向“革命排满”
和“破坏主义”
，因而对清初学者刘献廷、吕留良，他都作了不适当的拔擢。
他对刘、吕二人倾心推许，称赞刘献廷为“绝世之秘密运动家”
，甚至说：“吾论清初大儒，当首推吕子。”
[13]对刘献廷，尤其是吕留良以肯定的评价，这在清廷统治尚能维持的情况下，实在是需要足够的政治和理论勇气的。
梁先生在这一点上，的确无愧于“思想界之陈涉”
的自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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