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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徐乾学，他亦指出：“昆山徐健庵（乾学）、徐立斋（元文），虽颇以巧宦丛讥议，然宏奖之功至伟。
康熙初叶，举国以学相淬励，二徐与有力焉。
健庵治《礼》亦颇勤，其《读礼通考》虽出万季野，然主倡之功不可诬也。
《通志堂九经解》嫁名成容若德，实出健庵，治唐宋经说者有考焉。”
[4]就连早年被他斥作“伪君子”
、“真小人”
的李光地、毛奇龄，而今在他的笔下，也得到了持平的评价。
他说：“安溪李晋卿（光地），善伺人主意，以程朱道统自任，亦治礼学、历算学，以此跻高位，而世亦以大儒称之。”
[5]他还说：“清初浙东以考证学鸣者，则肖山毛西河（奇龄）。”
“西河之学，杂博而缺忠实，但其创见时亦不可没。”
[6]梁启超先生对其既往学术观点的这一类修正，当然不是他在研究中的倒退，而正是他追求真理的反映。
梁先生在这一时期把他的清代学术史研究推向深入的另一表现，则是他对整个17世纪思潮的研究。
重视清初经世思潮的探讨，这在梁先生数十年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中，可以说是一个好传统，是足以构成他的研究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这方面，他所走过的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历程。
早先，他只是将清初思想作为清学发展的初期阶段去进行考察，对之予以肯定的评价。
而到其晚年，随着学识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他已逾越王朝兴替的界限，扩展为对整个17世纪思潮的研究。
为此，他在1924年专门撰文一篇，题为《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
在这篇文章中，梁先生对自1624年至1724年，凡百年间中国思想界的大概形势及其重要人物加以论列。
他指出：“若依政治的区划，是应该从1644年起的，但文化史的年代，照例要比政治史先走一步。
所以本讲所讲的黎明时代，提前二三十年，大约和欧洲的十七世纪相当。”
[7]而且他还认为：“这一百年，是我们学术史最有价值的时代，除却第一期——孔孟生时，像是没有别个时代比得上它。”
[8]
在梁启超先生晚年所进行的17世纪思潮研究中，对颜李学派的表彰，成为他致力的一个重要课题。
颜元曾经说过：“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
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
[9]梁先生由衷地服膺这段话，他认为：“颜李不独是清儒中很特别的人，实在是二千年思想界之大革命者。”
[10]当时，正值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访华之后，杜威以及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风行一时，梁先生则指出，颜元、李塨的学说，同样可以与之媲美。
他说：“他们所说的话，我们读去实觉得餍心切理，其中确有一部分说在三百年前而和现在最时髦的学说相暗合。”
[11]他把颜李学说同现代教育思潮相比较，对颜元、李塨的实学思想和教育主张进行了详尽的引证。
他指出：“我盼望我所引述的，能够格外引起教育家兴味，而且盼望这派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能够因我这篇格外普及，而且多数人努力实行。”
[12]在这个问题上，后世教育学界对颜元教育思想的深入研究，是可以告慰梁先生于九泉的。
1924年前后，是梁启超先生研究清代学术史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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