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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中，他除连续发表上述论文外，还着手进行《清儒学案》的纂辑。
1923年4月，他在给当时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的一封信中，曾经写道：“顷欲辑《清儒学案》，先成数家以问世，其第一家即戴东原。”
[13]翌年初，他在高校授课时又讲道：“吾发心著《清儒学案》有年，常自以时地所处窃比梨洲之故明，深觉责无旁贷；所业既多，荏苒岁月，未知何时始践夙愿也。”
[14]很可惋惜的是，这一工作未及完成，病魔便夺去了梁先生的生命。
他所留下的，仅为戴震、黄宗羲、顾炎武三学案及《清儒学案年表》凡百余页手稿。
与之同时，梁启超先生所做的第三桩事，便是在天津南开大学和北京清华研究院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后来他所撰写的授课讲义，即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书名印行。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继《清代学术概论》之后，梁启超先生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又一部重要论著，也是他晚年在这一学术领域中研究成果的荟萃。
在写《清代学术概论》时，梁先生刚由政治斗争旋涡拔足，所以他的作品难免还颇带些昨日政论家的气息。
而此时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已经是执教有年的著名教授，对学术问题的探讨，较之数年前更为冷静、缜密。
因而，作为一部学术专史的雏形，这部著作显然就比《清代学术概论》趋于成熟。
它既保持了作者先前对清代学术史进行宏观研究的独具特色，同时又以专人、专题的研究，使宏观研究同局部的、具体的考察结合起来。
这部论著凡16节，而归纳起来不外乎就讲了3个专题，一是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二是清初经世思潮及主要学者的成就，三是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
全书无论是对清代学术主流的把握，还是对各时期学术趋势的分析；无论是对清初诸大师，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的研究，还是对为论者所忽视的方以智、费密、唐甄、陈确、潘平格等的表彰，都无不显示了基于深厚研究之上的卓越识断。
其中，尤其是对第三个专题的研究，更是搜讨极勤，很见功力，从而也成为他晚年的得意之作。
1924年4月，当他将这一部分书稿送请《东方杂志》率先发表时，就曾经指出，全篇所列20个学术门类，“每类首述清以前状况，中间举其成绩，末自述此后加工整理意见，搜集资料所费工夫真不少。
我个人对于各门学术的意见，大概都发表在里头，或可以引起青年治学兴味。
颇思在杂志上先发表，征求海内识者之批驳及补正，再泐为成书”
[15]。
梁启超先生因不惬于《清代学术概论》的简略，而久有改写的志愿。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可以说是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但是很可惜，他没有再继续往前走下去，便把学术兴趣转向先秦子学研究。
严格地说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应当说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作品。
因为梁先生在该书一开始便说得很清楚：“本讲义目的，要将清学各部分稍为详细解剖一番”
[16]，“要将各时期重要人物和他的学术成绩分别说明”
[17]，可是全书终了，这个任务却只做了一半，清中叶以后的学术史仅有综论而无说明，更无解剖。
尔后，随着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涨，他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时局，以致苦闷彷徨，日益落伍。
加以病魔深缠，直到1929年1月赍志辞世，他始终未能再行涉足于清代学术史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桩深以为憾的事情。
倘使天假以年，使梁先生得以矢志以往，将《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合而一之，实现改写《清代学术史》的夙愿，那么他在这一学术领域中的所获，当是不可限量的。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14册《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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