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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术史上，进行这一探索的先驱者便是梁启超先生。
当他青年时代跨入清代学术史研究门槛的时候，便以封建史家所不可企及的魄力和卓识，大胆地提出了历史的三大“界说”
。
即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
[3]在中国史学史上，梁启超先生第一次从西方引进“历史哲学”
的概念，他指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
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
[4]梁先生研究清代学术史的过程，也就是他以其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为指导，去探索这一学术领域的“公理公例”
的过程。
从《近世之学术》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先生的全部研究表明，他并没有满足于对清代学术演变源流的勾勒，也没有局限于对清代学者业绩的表彰。
他的卓越之处在于，他试图去探索在清代历史上递相出现的学术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并把它们合而视为一个独立的思潮，进而找到这一思潮与其前后历史时期所出现思潮的联系。
尽管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在这个问题的探讨中，梁先生最终未能如愿以偿。
但是，无论是他对清代学术发展内在逻辑的认识，还是他就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人们的心理状态等因素对学术发展影响的探讨，尤其是他晚年所着力论证的封建专制政治对学术趋向的制约，都在这方面作出了有价值的尝试。
他的探讨所得，为继起者向真理的追求，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第三，一系列重要研究课题的提出。
学术研究，归根结蒂，是为了追求真理，解决问题。
然而问题的解决，真理的把握，却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研究者付出长期的、一代接一代的艰辛劳动。
因而，作为开拓者，评判他们功绩的依据，往往并不在于能否解决问题，历史给他们以肯定评价的，则是他们提出问题的识断。
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是具有同等重要价值的。
梁启超先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其历史价值就不仅仅是因为他触及并着手解决前人所未曾涉及的若干问题，而且更在于他提出了这一学术领域中应当解决的一系列重要课题。
在梁先生所提出的研究课题中，既有对规律性认识的探讨，也有对局部问题深入的剖析。
前者比如清代学术史的分期，清代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趋势，17世纪经世思潮研究，清代学术的历史地位等等。
后者譬如对戴震及其哲学和颜李学派的评价，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乾嘉学派、常州学派的形成，晚清的西学传播等。
如果要开成一张单子，那么至少可以列出四五十个大题目来。
半个多世纪来，继起的研究者正是沿着梁启超先生开辟的路径走去，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去解决他所提出的一个个课题。
同时又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掘出新的研究课题来，把清代学术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
第四，进行东西文化对比研究的尝试。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理论思维史和文化史。
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之间的发展水平参差不一，但是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同一历史时期，或相似发展阶段的理论思维史、文化史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提高各自的发展水平，共同缔造人类的文明，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从今天看来，这样的认识已经广为人们所乐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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