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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多世纪前，在闭关锁国的清政府统治下，这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直到20世纪初，封建统治尚在苟延残喘的时候，要去这么做，也是需要足够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的。
在这方面，梁启超先生破天荒地进行了勇敢的尝试。
他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不仅把不同时期的著名思想家，诸如黄宗羲、颜元、戴震等的某些思想，同西方相似的思想家进行局部的对比，肯定其思想的历史价值；而且还从整体上把全部清代学术同欧洲的“文艺复兴”
相比照，高度评价了清学的历史地位。
虽然他所作的对比研究，还只是十分简单的、粗疏的类比，而且往往又带着明显的主观随意性。
但是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他既没有成为拘守“国粹”
的故步自封者，也没有成为拜倒在他人脚下的民族虚无主义者。
梁启超先生的成功尝试表明，这样做的结果，带给他的则是对我国思想文化遗产的深入认识，以及对其发展前景的满怀乐观。
正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篇末所说：“吾著此篇竟，吾感谢吾先民之饷遗我者至厚，吾觉有极灿烂庄严之将来横于吾前。”
欧洲“文艺复兴”
，作为西方走向资本主义的先导，它具有无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恩格斯曾经把它称做“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
[5]。
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先生所进行的比较，实是不伦。
然而梁先生试图以对清代学术史的总结，找到清学与“文艺复兴”
间的相似之点，从而呼唤出中国的资本主义来，则又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
尽管历史的进程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在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对新社会的憧憬，以及他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我们却不能因此便不加分析地一概加以否定。
事实上，他的东西文化比较研究，他的“‘无拣择的’输入外国学说”
[6]，用他的话来说，其目的就在于“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
[7]。
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先生无愧于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先行者之一。
而且他所进行的理论探索还告诉我们，在清代的近300年间，就理论思维水平而言，我们同西方世界相比，已经落后了整整一个历史阶段。
探讨导致这一差距形成的根源，正是我们研究清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五，学术史编纂体裁的创新。
在中国史学史上，学术史的分支，可谓源远流长。
从《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到历代史书中的儒林传、经籍志、艺文志，代有董理，一脉相承。
不过，严格地说来，作为一种专门的史书体裁，它的雏形则形成于较晚的南宋。
这便是朱熹的《伊洛渊源录》。
随后，又经历数百年的发展，直到清初学者黄宗羲纂辑《明儒学案》，才使之最终臻于完成。
有清一代，学术史的编纂即步黄宗羲后尘，以学案体为圭臬，大体无异，小有变通而已。
梁启超先生的清代学术史著述，则打破了这一格局。
从《近世之学术》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对学案体史书，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试图把对学者专人的研究，融入各历史时期主要学术现象的专题研究中去。
章节分明，纲举目张。
在梁先生的笔下，人们所看到的，就不再是旧学案里那些孤立的一个个学者或学派，而是彼此联系，不可分割的历史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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