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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师留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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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先生博学多识，才华横溢。
他一生广泛涉足于史学、文学、哲学、法学、佛学、社会学、政治学、财政金融学、语言文字学、金石书法学、地理学、教育学等众多的学科，其为学领域之广博，在他那个时代实是罕有匹敌。
广，这是他为学之长。
因有其广，故能在浩瀚学海任情驰骋，“裂山泽以辟新局”
，发人之所未发，往往犹如信手拈来。
然而正是这个广字，却又成了他的为学之短。
因务其广，欲面面俱到而不得专一，故流于“务广而疏”
。
诚如他所自责：“启超务广而疏，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著述，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
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
[1]这并非谦辞，而是肺腑之言。
在他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中，这样的弊病也同样存在。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史著述，大刀阔斧，视野开阔，加以文笔平易畅达，因此读来实是令人痛快，不忍释手。
然而掩卷而思，则疏失之处在所多有，尤其是一些总结性的论断，更是每每经不住推敲。
这样又不禁让人为之惋惜。
以下，我们试举一二例作说明。
梁启超先生认为，清代学术发展的主要潮流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2]。
据此出发，他把清代的考证学视为同先前的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并称的“时代思潮”
[3]。
这样的归纳，大体上是允当的。
但是，基于上述估计，梁先生遂把清代学术的发展划分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期。
他认为：“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三百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
[4]这样，他便把整个清代学术发展的历史仅仅归结为唯一的考证思潮史。
这个做法就很可商量了。
我们以为，清代学术虽以考证学为主流，但却不能以之去囊括整个清学。
清代近300年间，固然有源远流长的考证学，但在它之前，尚有作为清初学术主流的经世思潮；当它鼎盛发皇之时，今文经学则已酝酿复兴，乃至清中叶以后风行于世；到了晚清，又兴起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历史潮流。
而且，始终与考证学相颉颃的，还有那不绝如缕的宋学。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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