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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期的“复古”
，是在与清初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进行的。
正是在社会所提供的舞台上，乾嘉学者沿着清初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趋势走下去，纯然走向古学的整理。
这同清初的“经世致用”
，显然就存在质的差别。
而道咸以后，尤其是同光之世的“复古”
，既有承乾嘉遗风对旧学的整理，更有借《春秋》公羊家说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来谋求挽救社会危机途径的努力。
这与乾嘉时期相比，就又是一次新的质变。
到了晚清，则是把西学同中学相沟通，“复古”
是为了传播西学，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清代学术史就是在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其间既有渐进性的量的积累，也有革命性的质的变化。
梁先生为庸俗进化论所束缚，看不到质变在清学发展中的能动作用，他无法准确地透过现象去把握历史的本质，结果只好牵强立说。
这大概就是他致误的哲学根源之所在。
事实上，无论在清代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并不存在“以复古为解放”
的客观要求，更不存在层层上溯的“复古”
趋势。
梁先生为一时倡导国学的需要，而去作这样的主观归纳，实在是不足取的。
总之，梁启超先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既有大胆探索所取得的创获，也有粗疏失误而留下的教训。
然而就大体而论，在这一学术领域中，梁先生的贡献是其主要的、根本的方面，疏失则是次要的、非本质的方面。
批判地继承梁先生所留下的学术文化遗产，完成他所未竟的《清代学术史》编纂事业，这恐怕就是我们今天对他最好的纪念。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5页。
[2]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91页。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页。
[4]同上书，第3页。
[5]同上书，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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