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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他有饮酒的嗜好，久而久之自然也要伤害身体。
正当梁先生对病痛不以为然的时候，无情的病魔却已暗暗向他袭来。
1924年9月，经历晚年丧偶之痛，过分伤感，诱发梁先生小便出血症。
翌年春，病情加重，入京中德国医院治疗。
3月，转协和医院，将右肾割去。
虽经过此番手术，但病根未除，血仍不止。
未待痊愈，梁先生便以对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感，重登清华研究院和燕京大学讲坛。
1927年6月，梁任公先生在燕京大学讲完《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特意讲了如下告别辞。
梁先生说：“这一堂讲演虽然经过了半年，但因次数太少，钟点太短，原来定的一小时，我虽然常常讲到两小时，仍旧不能讲得十分多。
幸亏总算讲完经部各书了，最可惜的就是没有讲子部。
子部最要紧，又最多伪书和年代不明的书，下年我能否再和诸君在一堂聚谈，很难自定。
其故一，像这样危疑震**的时局，能否容许我们从容讲学，很是问题。
其故二，我自己自从上年受过手术以后，医生忠告我，若不休息是不行的。
好在我们相见的机会还很多，再见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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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同时，梁任公先生还在清华研究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关于梁先生此数年间在清华的扶病登坛，姚达人先生有过一段如泣如诉的追记。
谨过录如后：
右《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部，新会梁任公先生讲述，其门人周传儒、姚名达笔记，为文都十一万余言。
所以补旧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不逮，阐其新解，以启发后学，专精史学者也。
忆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名达初受业于先生，问先生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曰：“史也，史也。”
是年秋冬，即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口教笔著，昼夜弗辍。
入春而病，遂未完成。
十五年十月六日，讲座复开，每周二小时，绵延以至于十六年五月底。
扶病登坛，无力撰稿，乃令周君速记，编为讲义，载于《清华周刊》，即斯编也。
周君旋以事忙，不能卒业，编至《合传及其做法》而止。
名达遂继其后，自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底，编成《年谱及其做法》、《专传的做法》二章。
自八月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编成《孔子传的做法》以后诸篇，全讲始告成文。
经先生校阅，卒为定本。
是秋以后，先生弱不能耐劳，后学不复得闻高论，而斯讲遂成绝响。
[10]
1928年春，梁任公先生再度住进协和医院，采取输血法以弥补便血带来的损耗。
无奈治标之法终非长策，鉴于身体业已极度衰弱，在家人苦谏之下，梁先生于同年6月被迫完全辞去清华研究院教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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