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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为开拓者，历史给他们以应有评价的依据，往往并不在于能否解决问题，而是他们提出问题的见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具有同等重要价值。
梁任公先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其历史价值就不仅仅是因为他触及并着手解决前人所未曾涉足的若干问题，而且更在于他提出了这一学术领域中应当解决的一系列重要课题。
在梁先生所提出的研究课题中，既有对规律性认识的探讨，也有对局部问题深入的剖析。
前者譬如清代学术史的分期、清代学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17世纪的实学思潮、清代学术的历史地位等；后者譬如对戴震思想和颜李学派的评价、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乾嘉学派的形成、今文经学的复兴、晚清的西学传播等。
这些问题的提出，不仅前无古人，睥睨一代，而且也给后来的学者指出了深入研究的广阔而坚实的路径。
最后，是对学术史编纂体裁的创新。
在中国史学史上，学术史的分支，可谓源远流长。
从《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到历代史书中的儒林传、经籍志、艺文志，代有董理，一脉相承。
不过严格地说来，作为一种专门的史书体裁，它的雏形则形成于较晚的南宋，这便是朱熹的《伊洛渊源录》。
随后，又经历数百年的发展，直到清初学者黄宗羲著《明儒学案》，才使之最终完成。
有清一代，学术史的编纂即步黄宗羲的后尘，以学案体为圭臬，大体无异，小有变通而已。
梁任公先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则打破了这一格局。
从早年著《近世之学术》，到晚年在清华研究院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先生把对学者的专人研究，融入各个历史时期重大学术现象的专题探讨之中，章节分明，纲举目张，从而实现了对旧有学案体史书革命性的改造。
清末民初之学，以求新为其特色。
梁任公先生作为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师，他上承道咸以来先行者的足迹，重倡清初诸大师广博的经世致用之学，于广中求新而高树其帜，卓然成家。
广，这是梁先生之为学所长。
因有其广，故能在浩瀚学海中驰骋，“裂山泽以辟新局”
，锐不可当，领异立新。
然而正是这个广字，却又成了梁先生的为学之短。
诚如任公先生所自责：“启超务广而疏，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
故其所著述，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
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
[7]这并非谦辞，而是由衷之言。
半个多世纪以来，继起的研究者取梁先生之所长而补其所短，深入开拓，精进不已，始有今日清代学术史研究之新格局。
（三）树立献身学术的新精神
梁任公先生有一句名言，叫做“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
[8]。
这句话道出了梁先生献身学术的可贵精神，成为他晚年执著追求的写照。
梁任公先生一生的最后岁月，是在同病魔斗争之中度过的。
梁先生性情豁达，素少疾病，每每以此自恃，因而在繁忙的工作中忽视了节劳调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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