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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读《清儒学案》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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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前述，《清儒学案》是一部集体协力的劳作，书出众贤，集思广益，从而保证了纂修的质量，使之成为继《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之后，又一部成功的学案体史籍。
然而，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加以晚期亟待成书，未尽琢磨，所以《清儒学案》又还存在若干值得商榷的地方。
兹掇其大要，讨论如后。
（一）徐世昌《清儒学案序》的未尽允当处
《清儒学案序》撰于1938年，虽执笔者未确知其人，但既以徐世昌署名，则功过皆在徐氏。
徐氏此序，可商榷者有二：其一是对康熙帝学术地位的评价问题，其二是应当怎样看待社会的进步问题。
康熙帝不惟是清代开国时期功业卓著的帝王，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并不多见的杰出政治家。
他于繁忙的国务活动之暇，数十年如一日，究心经史，研讨天文历法和数学，则尤为难能可贵。
然而，康熙毕竟只是一个国务活动家，而非以治学为业的学者。
因此，评价其历史功业，就当从大处着眼，不可把他等同于一般学者来论究。
《清儒学案序》于此本末倒置，对康熙帝的所谓学术成就随意溢美。
序中，不惟认为他生前“于当时著作之林，实已兼容并包，深造其极”
，称之为“天纵之圣”
，而且假述他人语断言：“清代之达人杰士，悉推本于圣祖教育而成。”
并云：“圣祖之教，涵育于二百年。”
[1]极意推尊，言过其实，显然是不妥当的。
辛亥革命，终结帝制，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巨变，其意义远非以往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所能比拟。
民国建立之后，中国社会日益卷入国际潮流，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冲击腐朽的桎梏而大步前进。
这本来是一桩十分令人欣喜的事情，而徐世昌的序文则与之唱为别调，声称：“盱衡斯世，新知竞瀹，物奥偏明，争竞之器愈工，即生民之受祸益烈。
狂澜既倒，孰障而东！”
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社会和总结历史，当然就难免曲解历史，作出错误的判断。
我们赞赏徐世昌以《清儒学案》述一代学史的业绩，但于其间包含的不健康情调，则没有任何理由去肯定。
“狂澜既倒，孰障而东”
云云，岂非螳臂当车！
挽歌一曲，哀鸣而已！
（二）应否“以从祀两庑十一人居首”
的问题
“以从祀两庑十一人居首”
，语出前引《清儒学案凡例》第一条。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前就依生年为次这个意义立论，认为幸而从祀诸人皆清初大儒，所以才说它并无大谬，是大体允当的。
然而此11人中，除颜元、李塨为民国初从祀孔庙者外，其余九人皆清代钦定。
徐世昌主持纂修《清儒学案》，时已入民国，且身为下野的民国大总统，如此编次，一以清廷好尚为转移，则是一种不健康的遗老情调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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