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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此书的可贵，就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言，乃在于它既立足纪传体史籍的传统，又博采佛家僧传之所长，尤其是禅宗灯录体史籍假记禅师言论，以明禅法师承的编纂形式，从而使记行之与记言，相辅相成，融为一体，最终开启了史籍编纂的新路。
宋明数百年，是理学时代。
理学的兴起，从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讲，固然有佛学夺席，颉颃争先的刺激，所以理学中人无不以辟佛相号召。
然而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儒佛相互渗透，本属互补。
作为理学的学术渊源之一，佛学之于理学，在其兴衰的全过程中，影响潜移默化，或明或暗，不惟欲去而不能，而且波澜起伏，绝非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
因而理学中人之为学，每多参禅经历，程、朱、陆、王，莫不皆然。
于是宋明数百年间，语录体著述的充斥书林，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中叶以后，阳明学崛起，以讲求简易直截的“致良知”
为特征。
由于阳明学与禅宗精神之相通，因之晚明王学风行，禅学亦大盛。
耿定向、刘元卿师弟之以“学案”
题名论著，即产生于这一儒禅并盛、形影相随的学术氛围之中。
据已故著名佛学大师吕澂先生之所教，唐代禅宗初起，不立文字，单传心印。
在禅师语录中，多以简略的语句，记述宗门师生、宾主问对，含蓄地暗示自身义法之所在，既以此说理，亦以此传法。
此类蕴涵“机锋”
的语句，禅门中称之为“公案”
，意欲据此以判断是非。
吕先生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将“公案”
解释为今人所云之“档案”
、“资料”
[4]，一语破的，最是明晰。
然而由于“公案”
语意隐微，每多费解，于是赵宋一代，遂出现以文字解释禅意的所谓“文字禅”
。
“文字禅”
兴，则解释公案的著述不胫而走，累世不绝。
唐宋以还，江西吉安青原山，为禅门南宗重要传法地。
刘元卿得乡邦地利之便，早年曾游青原求学，受禅风濡染，自是不言而喻。
其师耿定向之为学，用黄宗羲的话来讲，叫做“拖泥带水，于佛学半信半不信”
[5]，有割舍不断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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