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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以“未合于程朱”
为由，将陈献章、王守仁、湛若水、刘宗周等统统排除于《理学传》，于王、刘二家，则假“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传》”
之名，行黜为异端之实。
第三款矛头直指王守仁及浙东学派，目为“最多流弊”
，因之“不必立传，附见于江西诸儒之后可也”
。
第四款重申程朱理学派的正统地位，昌言“学术源流宜归一是”
，唯有程朱之学“切实平正，不至流弊”
[16]。
出自史馆重臣徐乾学、元文兄弟的这四款主张，不惟否定了王守仁、刘宗周在明代学术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以门户之见而强求一是，党同伐异，曲解了一代学术的演进历史。
如此一来，有明一代之国史，势必失去信史地位。
有鉴于此，康熙二十一年二月，黄宗羲致书史馆中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上述四款条例逐一驳诘，使徐氏兄弟的似是而非之议顿然体无完肤。
针对徐氏修史条例对王阳明、刘蕺山二家学术重要历史地位的否定，黄宗羲在信中纵论一代学术云：“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
盖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返身理会，推见至隐，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
高景逸云，薛文清、吕泾野语录中皆无甚透悟，亦为是也。
逮及先师蕺山，学术流弊，救正殆尽。”
他的结论是：“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
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
黄宗羲认为，《宋史》立《道学传》，乃“元人之陋”
，纂修《明史》，断不可师法。
他的主张是：“道学一门所当去也，一切总归儒林，则学术之异同皆可无论，以待后之学者择而取之。”
[17]
“国可灭，史不可灭”
[18]，此乃黄宗羲素来秉持之治史宗旨。
康熙初，以《明夷待访录》的结撰肇始，他“闭门著述，从事国史”
[19]，《行朝录》、《海外恸哭记》、《思旧录》、《明文案》、《蕺山学案》以及诸多碑志传状，皆是其史家职责之展示。
面临史馆修史条例如此尖锐的挑战，迫使黄宗羲不仅要起而驳诘，而且要在治史实践中作出强烈反应。
于是他未待《蕺山学案》刊行，便将其扩而大之，由梳理刘宗周一家一派之学术史，充实为论究一代学术源流，为故国存信史的大著作《明儒学案》。
《明儒学案》的结撰，既有之前一年完稿的《蕺山学案》为基础，又有康熙十四年（1675年）成书的《明文案》为文献依据，还有刘宗周生前梳理一代学术所成之诸多著述为蓝本，所以该书能在其后的三四年间得以脱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据黄宗羲撰《子刘子行状》记，其师生前董理一代学术，先后留下3部书稿，一是记方孝孺学术的《逊志正学录》，一是记王阳明学术的《阳明传信录》，一是记有明一代学术的《皇明道统录》。
[20]三书之中，于《明儒学案》影响最大者，当推《皇明道统录》。
关于《皇明道统录》的情况，由于该书在刘宗周生前未及刊行，后来亦未辑入《刘子全书》之中，因此其具体内容今天已经无从得其详。
所幸刘宗周门人董玚修订《蕺山年谱》，于其梗概有所叙述。
据云：“天启七年丁卯，五十岁，《皇明道统录》成。
先生辑《道统录》7卷，仿朱子《名臣言行录》，首纪平生行履，次语录，末附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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