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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旅居北京的江南学者万斯同、胡渭等频繁往还，引经据典，讲《礼》辨《易》。
万斯同大为赞赏，竟置李塨于考据大师阎若璩和经学家洪嘉植之上，喟叹：“天下惟先生与下走耳，阎百诗、洪去芜未为多也。”
[12]
晚年的李塨，“自知德之将耄，功之不建”
[13]，于是“流连三古”
，遍注群经。
虽然旨在对颜元学说进行理论论证，但实则已经背离颜学而与考据学合流。
按照颜元的主张，儒者应以讲求“习行经济”
之学为职志，“处也惟习行”
，“出也惟经济”
。
他说：“古来《诗》、《书》，不过习行经济之谱，但得其路径，真伪可无问也，即伪亦无妨也。
今与之辨书册之真伪，著述之当否，即使皆真而当，是彼为有弊之程朱，而我为无弊之程朱耳。
不几揭衣而笑裸，抱薪而救火乎？”
[14]李塨晚年之所为，显然远离了师门之教。
关于这一点，正如已故著名史家钱穆教授所论：“习斋之学，得恕谷而大，亦至恕谷而变。”
[15]
颜李学风的始同终异，并非李塨蓄意立异师门，乃是风气所趋，大势使然。
李塨晚年，曾经无可奈何地表示：“颜先生以身任天下万世之重，卒而寄之我。
我未见可寄者，不得已而著之书，以俟后世。”
[16]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表明，迄于康熙末叶，清初的经世学风业已终结，经史考据之风的勃兴，已非任何个人的意志所能转移。
至于李塨逝世后，方苞为其撰《李刚主墓志铭》，竟宣称：“以刚主之笃信师学，以余一言而翻然改”
[17]，则杜撰故事，诬及死友，实在不值一驳！
[1]冯辰等：《李恕谷先生年谱》卷1“二十三岁”
条。
[2]冯辰等：《李恕谷先生年谱》卷2“二十九岁”
条。
[3]冯辰等：《李恕谷先生年谱》卷2“三十一岁”
条。
[4]李塨：《恕谷后集》卷1《送黄宗夏南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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