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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的政治思想，虽然并未逾越孟子的“仁政”
学说，但是它在乾隆中叶的问世，实质上正是清王朝盛极而衰现实的折射，蕴涵于其间的社会意义是不当低估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的理性思维，既是严峻社会现实的反映，也预示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已经来临。
然而这种盛世危言，在戴震生前不仅没有引起共鸣，反而招致非议，甚至“横肆骂詈”
。
以进士而事佛学的彭绍升，读《孟子字义疏证》后，专为致书戴震，指斥该书势将“使人逐物而遗则，徇形色，薄天性，其害不细”
[12]。
戴震接信，于乾隆四十二年四月抱病复书驳诘，表明学术旨趣与彭氏“尽异，无毫发之同”
。
重申正是因为宋儒淆乱《六经》、孔孟之道，“不得已而有《疏证》之作”
[13]。
戴震去世后，其同郡后学洪榜为他撰写行状，文中全录答彭绍升书。
翰林院编修朱筠见之，竟称：“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
[14]一如朱筠的曲解戴学，戴震的生前友好，诸如钱大昕、王昶等，为他撰写的纪念文字，也对《孟子字义疏证》的学术价值不置一词。
私淑戴震的凌廷堪撰《东原先生事略状》，虽然肯定《疏证》为“至道之书”
，但却以“其书具在，俟后人之定论云尔”
[15]，回避作具体的评价。
就连戴震的高足段玉裁，对《疏证》精义也若明若暗，当他著《戴东原先生年谱》时，竟然把该书的成书时间误植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
《孟子字义疏证》在当时的遭遇，以及一时学术界的好尚，于此可见一斑。
戴震崛起，正值乾隆中叶汉学发皇。
他试图以《孟子字义疏证》去开创一种通过训诂以明义理的新学风。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复兴古学为职志的汉学方兴未艾，知识界沉溺于经史考据之中，如醉如痴，无法自拔。
风气既成，要想扭转它，亦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就，更非个人意志所能转移。
何况训诂之与义理，规律各异，不可取代。
戴震所示范的训诂方法，并非探讨义理之学的必由之路。
加以清廷文化专制的沉重制约，要企求知识界改弦易辙，实在是不实际的一厢情愿而已。
因此，在戴震生前，他的《孟子字义疏证》罕有共鸣。
他逝世之后，其文字训诂、天文历算、典章制度诸学，得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任大椿诸弟子张大而越阐越密，唯独其义理之学则无形萎缩，继响乏人。
直到嘉庆间焦循脱颖而出，以《读书三十二赞》对《孟子字义疏证》加以表彰，并称引其说于所著《孟子正义》中，始肯定戴震“生平所得力，而精魄所属，专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
[16]。
不过，此时与戴震辞世相去近40年，时移势易，学风将变，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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