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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断言：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
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
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
[6]
以天理、人欲之辨为突破口，戴震一改先前著《原善》和《孟子私淑录》、《绪言》时的闪烁其词，对宋明理学进行了不妥协的批判。
他既不再肯定程、朱之学“远于老、释而近于孔、孟”
[7]；也不再承认“宋儒推崇理，于圣人之教不害”
[8]。
而是明确指出：
自宋儒杂荀子及老、庄、释氏以入《六经》、孔、孟之书，学者莫知其非，而《六经》、孔、孟之道亡矣。
[9]
依戴震之所见，既然程、朱之学的流行，导致《六经》、孔、孟之道的中绝，那么这样一种学说高踞庙堂的局面，自然就不该继续下去了。
晚近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评戴学，认为戴震“晚年欲夺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义疏证》”
[10]，根据大概就在于此。
不过，仅以“夺朱子之席”
而概括戴著宗旨，恐怕还可商量。
《孟子字义疏证》的批判精神，绝不仅仅在于与朱熹立异，它还表现为对当权者“以理杀人”
黑暗现状的不满和抨击。
应当说这才是戴震著述的最终落脚之点。
《孟子字义疏证》于此有过一段集中表述：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
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
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
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11]
这样的社会政治格局，在戴震看来，同样不能再继续下去。
因此，他在书中提出了“体民之情，遂民之欲”
的政治主张，憧憬“与民同乐”
；“省刑罚，薄税敛”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
；“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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