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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一朝，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皆已达穷而生变之时代。
一方面新的因素在萌芽，另一方面则是旧的习惯顽固地制约着历史的前进。
在焦循的思想中，这种沉重的历史局限，也在牢牢地羁绊着他。
因此，钱宾四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专设一题，以批评“里堂论学缺点”
。
钱先生说：“里堂虽力言变通，而里堂成学格局，实仍不脱据守范围。
凡其自所创通之见解，必一一纳之《语》、《孟》、《周易》。
里堂虽自居于善述，然自今观之，与当时汉学据守诸家，想仍不免五十步之与百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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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焦循思想与为学之“不脱据守范围”
，钱宾四先生提出三条理由为佐证。
第一，“里堂既为《论语通释》，又为《孟子正义》，集中论义理诸篇，亦必以《语》、《孟》话头为标题。
言义理决不能出孔、孟，此非仍据守而何？”
第二，“其治孔、孟，仍守六籍为经典，虽于《诗》、《礼》诸端，未多发挥，而奇思奥旨，往往寄之治《易》诸书。
不知《易》之为书，未必即是孔门之教典也。”
第三，“里堂既务为通核，乃不愿为考据著述分途。
《论语通释》专言义理，乃早成之书，未刻入《雕菰楼全书》，而别为《论语补疏》，与《易通释》、《孟子正义》诸书，均以发抒义理之言与考据名物训诂者相错杂出，遂使甚深妙义，郁而不扬，掩而未宣。
以体例言，显不如东原《原善》、《疏证》别自成书，不与考据文字夹杂之为得矣。”
以此三条佐证为根据，钱先生对焦循思想及一时学风作出判断云：“故其先谓经学即理学，舍经学安所得有理学者，至是乃感义理之与训诂考据，仍不得不分途以两全。
（原注：《雕菰楼集》卷7《申戴篇》，述东原临终之言曰，生平读书，绝不复记，到此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
里堂极辨东原所谓义理，乃其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
然要知考据与义理，在东原自身，显属两事，未能并归一体矣。
）此则经学权威必以此降落，而学风将变之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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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宾四先生论乾嘉思想，以戴震、章学诚和焦循为鼎足而立之三大师。
钱先生说：“里堂论学，极多精卓之见。
彼盖富具思想文艺之天才，而溺于时代考据潮流，遂未能尽展其长者。
然即其思想上之成就言之，亦至深湛，可与东原、实斋鼎足矣。”
[18]从戴震经章学诚到焦循，三位学术大师留下的历史足迹，为我们认识乾嘉时代的思想演进，进而把握一时之学术主流，提供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依据。
诚如钱宾四先生梳理和比较三家之学以后所云：“合观东原、实斋、里堂三人之学，正可以见斯间之消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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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上书，第475页。
[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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