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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长洲宋翔凤，最善傅会，牵引饰说，或釆翼奉诸家，而杂以谶纬神秘之辞。
翔凤尝语人曰，《说文》始一而终亥，即古之《归藏》也。
其义瑰玮，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
[1]
继太炎先生之后，梁任公先生自今文经学营垒中而出，梁先生著《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于此有所论列。
《清代学术概论》云：“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
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
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
又云：“清儒既遍治古经，戴震弟子孔广森始著《公羊通义》，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学者不宗之。
今文学启蒙大师，则武进庄存与也。
存与著《春秋正辞》，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所谓微言大义者，与戴、段一派所取途径，全然不同。
其同县后进刘逢禄继之，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
其书亦用科学的归纳研究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创作。”
[2]
稍后于《清代学术概论》，梁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云：“常州派有两个源头，一是经学，二是文学，后来渐合为一。
他们的经学是公羊家经说——用特别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庄方耕（存与）、刘申受（逢禄）开派。
他们的文学是阳湖派古文，从桐城派转手而加以解放，由张皋文（惠言）、李申耆（兆洛）开派。
两派合一来产出一种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
代表这种精神的人，是龚定庵（自珍）和魏默深（源）。
这两个人的著述，给后来光绪初期思想界很大的影响。
这种新精神为什么会发生呢？头一件，考证古典的工作，大部分被前辈做完了，后起的人想开辟新田地，只好走别的路。
第二件，当时政治现象，令人感觉不安，一面政府钳制的威权也陵替了，所以思想渐渐解放，对于政治及社会的批评也渐渐起来了。”
[3]
对于章、梁二位先生之所论，钱宾四先生恐怕并不甚满意。
所以钱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只是吸取二家论究之合理部分，转而别辟蹊径，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
钱宾四先生探讨常州庄学之渊源，注意力集中于苏州惠学的巨大影响上。
苏州惠氏一门，从康熙间惠有声肇始，经惠周惕、惠士奇奠立藩篱，至乾隆初惠栋崛起，四世传经，自成一派。
关于惠氏一门学风，钱宾四先生归纳为“推尊汉儒，尚家法而信古训”
。
钱先生作出此一判断的依据主要是两条，其一为惠士奇之论《周礼》，其二为惠栋之著《九经古义》。
钱先生说：
天牧之论《周礼》，谓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
康成注经，皆从古读，盖字有音义相近而讹者，故读从之。
后世不学，遂谓康成好改字，岂其然乎？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故借以为说。
钱先生又说：
及松崖守父意益坚，遂著《九经古义》，谓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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