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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如司马子长《史记》、班孟坚《汉书》之例，撰次《叙传》一篇，列于卷后，亦足屏后儒拟议窥测之见，尤可与顾宁人、钱晓征及先君子后先辉映者也。
喜孙奉手受教，服膺有年，被命跋尾，不获固辞，谨以所闻质诸坐右，未识先生以为知言不也。”
汪跋所署时间，为嘉庆十七年五月七日。
[4]而著者嗣子江茂钧跋《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亦云：“家大人既为《汉学师承记》，之后，复以传中所载诸家撰述，有不尽关经传者，有虽关经术而不醇者，乃取其专论经术而一本汉学之书，仿唐陆元朗《经典释文》传注姓氏之例，作《经师经义目录》一卷，附于记后。”
语末则署嘉庆十六年十月。
[5]可见，《汉学师承记》之成书，至迟应在嘉庆十六年十月至翌年五月之间。
二十三年夏，江藩应两广总督阮元聘，作幕羊城。
同年除夕，阮元为《汉学师承记》撰序，将该书在岭南刊行。
《汉学师承记》以纪传体史籍之《儒林传》为圭臬，上起清初黄宗羲、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下迄嘉庆间尚健在的阮元、焦循、刘逢禄，一代经师皆著录其中。
全书8卷，大致以传主世次为序，取阎若璩、胡渭、张尔岐、马骕冠诸卷首，以示述清代汉学，当溯源于清初诸儒。
继以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及余萧客、江声诸家，意在说明著者学术宗主之所在。
卷3以下，依次著录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江永、戴震、汪中、凌廷堪等乾嘉时代诸经学大师。
一代经学源流，即据诸家传记汇编而得其脉络，唯清初学术大师黄宗羲、顾炎武及算学家陈厚耀，则属例外。
陈厚耀为康熙间人，记中则置于卷7，与乾嘉诸经师同编。
而开一代学术风气的黄宗羲、顾炎武，更在卷8而为全书殿后。
江藩何以要结撰《汉学师承记》？该书卷首自序，言之甚明。
序中，表彰汉儒传经之功，于宋明诸儒，则概斥为“乱经非圣”
。
江藩写道：“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说诡言，乱经非圣，殆有甚焉。
如欧阳修之《诗》，孙明复之《春秋》，王安石之《新义》是已。
至于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置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
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
元明之际，以制义取士，古学几绝。
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
在历数清代帝王的文治盛业之后，江序又云：“藩绾发读书，授经于吴郡通儒余古农、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训诂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
元明以来，此道益晦。
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
暇日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
[6]这就是说，《汉学师承记》的结撰，是为了表彰汉学，拔宋帜而立汉帜，以供纂修《国史儒林传》的参考。
由此可见，江藩此书，乃是同嘉庆十四、十五年间，陈寿祺、阮元在国史馆创编《儒林传》的努力相呼应的。
继《汉学师承记》之后，江藩又于嘉庆十六年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一书，附于《师承记》后。
《目录》以《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尔雅》、《乐》为序，将一代经师主要著述汇为一编。
著录标准甚严，一以汉学为依归，凡“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固不著录”
[7]。
譬如《易》一类，黄宗羲、宗炎兄弟的《易学象数论》、《图书辨惑》，皆以“不宗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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