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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通汉宋学术以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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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70年间的学术，有一潮流行之最久，亦最可注意，这便是会通汉宋，推陈出新。
民国初年的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论清代学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
[1]王先生所说的“新”
，既指当时方兴未艾的西学，同时亦应包括中国传统学术在会通汉宋中的自我更新。
（一）曾国藩与晚清理学
晚清理学，枯槁狭隘，已非宋明时代之可同日而语。
唯得一曾国藩，以其事功学业相济，几呈中兴之势。
曾国藩（1811—1872年），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
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以翰林院检讨累官至大学士兼直隶、两江总督。
他一生既以功业显，为洋务派重要领袖，亦以学业著，实为晚清学术界一承前启后之关键人物。
曾国藩之学术，既承桐城姚鼐遗绪，又得乡先辈唐鉴熏陶。
唐鉴（1778—1861年），字栗生，号敬楷，又号镜海，湖南善化（今长沙）人。
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以翰林院检讨官至太常侍卿，后以老病还乡。
他研摩文史，潜心理学，颇得湖湘学统之传。
据其嗣子尔藻所撰《镜海府君行述》记，初任翰林，公事之余，唐鉴即与戚人镜、贺长龄等以理学相切磋。
道光二十年（1840年）后，再次供职京城，他又时常与倭仁、何桂珍、窦垿等讲求性理体用之学。
唐氏论学，深嫉陆九渊、王守仁，一以二程、朱子为依归。
于乾嘉考据学，他亦深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唯有一秉朱子之教，格致诚正，合内外于一体，始是圣人之道。
以此为准绳，自道光二十三年初开始，唐鉴对前此二百年的清代学术进行总结，宗主程朱，卫道辨学，于道光二十五年夏完成了《国朝学案小识》的结撰。
稿成，经曾国藩、何桂珍等校勘，于同年冬在京中刊行。
曾国藩为学，既承唐鉴之教，又不拘门户，多方采获，遂终能由博返约，自成一家。
乾嘉以还，汉学脱离社会实际的积弊，到曾国藩的时代已经看得很清楚。
所以，在为《国朝学案小识》作跋时，曾国藩对汉学病痛进行针砭，指出：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
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毀日月，亦变而蔽者也。
[2]
这就是说，乾嘉学派中人引为学的之“实事求是”
，在曾国藩看来，同朱子主张的“即物穷理”
并无二致。
然而于汉学中人所擅长的“博核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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