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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钱穆先生视宋明迄清代的社会与学术为一整体，凭以揭出“学术流变与时消息”
和“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
的认识规律，还是余英时先生就学术演进而首次阐发的“内在理路”
学说都是领异立新，超迈前贤的，他们把问题的探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问：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答：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可以具体地谈一谈。
20世纪中叶以后，在钱先生、余先生深入开拓、精进不已的同时，以侯外庐、杨向奎诸先生为代表的学者，秉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在乾嘉学派的研究中取得了卓著业绩。
侯外庐先生论究乾嘉学派，首先提出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对18世纪中国社会基本状况的认识。
侯先生从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剖析入手，认为从16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了它的解体过程。
这是一个蹒跚而痛苦的过程。
当历史演进到17世纪中叶，由于明清更迭所酿成的社会动**，使中国社会一度出现民族矛盾激化的局面，因而历史的发展遂沿着更缓慢的途径前进。
侯外庐先生说：“在清初的大破坏时期和康熙朝后期若干年的相对安定时期，民族的压迫都使中国历史蹒跚不前。
但这并不是说，清王朝一系列的镇压政策和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就能长久阻止客观历史的前进。
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就呈显出复苏的景象，它有了恢复，甚至也有了发展。”
通过对16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18世纪到19世纪初叶国情的研究，侯外庐先生得出了他观察18世纪中国社会的结论，那就是：“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并不是所谓太平盛世。”
以此为认识基点，侯先生进而论究18世纪的中国学术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提出了他的见解：“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错的。
从整个形势来看，这时清朝封建统治势力占有相对稳定的统治地位。
从发展上看，这时资本主义的幼芽、市民的力量、农民的反抗活动都是在不可阻遏地生长着。
这种历史形势反映在当时的思想界，就是一方面有专门汉学之统治地位的形成；另一方面则有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等人的哲学思想的出现。”
这里侯先生所称的“专门汉学”
，就是指乾嘉学派而言的。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也附诸位先进之骥尾，专心于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的研究。
一方面承受了前哲时贤数十年积累，更以自己不间寒暑的文献爬梳，经过多年的思考逐渐悟到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百年之久，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
它是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为宋明以降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所制约，众多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因此，我们论究乾嘉学派，不宜孤立地以某一方面的原因把问题简单化，而应当放开视野，多方联系，力求准确地把握历史合力的交会点，揭示出历史的本质。
问：您谈的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是不是可以再具体谈一下乾嘉学派出现的具体原因？
答：好。
要说明这个问题，要先从顺、康之际的批判理学思潮谈起。
顺、康之际，伴随着理学的衰微，理论思维领域逐渐酝酿起同传统的理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不尽一致的新思潮。
这一思潮发端于明末以来的实学思潮，以朴实考证经史为方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试图据以达到挽救社会危机的目的。
清初的这种批判理学思潮，成为乾嘉汉学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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