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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潮，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对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打破几个世纪以来理学对思想界的束缚，是具有历史的积极意义的。
但清初思想家对理学的批判又具有浓厚的法古倾向。
他们批判理学的思想武器，不可能是建立在新的经济因素上的理论形态，而是较之理学更为古老的汉代经学。
这种法古的倾向，导致了清初知识界在方法论上逐渐抛弃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辨，走上朴实考证经史的途径，从而也就为乾嘉学派的形成在理论思维上提供了内在的逻辑依据。
随着清初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清廷文化专制的加剧，批判理学思潮发生了变化，朴实考经证史最终成为主要的方面，而经世的宗旨则无人响应。
这样，经过清初诸儒对理学的批判，中国古代儒学并没有超越理学而大步前进，只是经过了一场如梁启超所说的“研究法的运动”
，走向对传统学术的全面整理和总结。
到了乾隆中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相对稳定，考证学终于风靡朝野，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晚期继宋明理学之后的主要学术流派，这就是清代汉学，也就是乾嘉学派。
问：我觉得您所谈的乾嘉学派形成的背景很具有说服力，既承袭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又有自己的创新见解，侧重于学术发展的视野，令人信服。
对于如何把握乾嘉学者的学术主流上您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呢？
答：清代学术以总结整理中国数千年学术为基本特征，而最能体现此一历史特色的，就是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
章太炎先生在《訄书》中说的“好博而尊闻”
，“综形名，任裁断”
，已经隐约道出了乾嘉学派朴实考经证史的为学特色。
梁启超先生则将章先生的主张加以发挥，称清代学术为考证学。
他认为：“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
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梁先生还将清代学术分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期，以乾嘉为全盛期，指出：“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居一部分势力，全盛期则占领全学界。
故治全盛期学史者，考证学以外，殆不必置论。”
又说：“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
章、梁二位先生，尤其是梁先生对乾嘉学术主流的把握，20世纪初叶以来，一直为学术界所认可。
最近10多年间，中国学术界重新审视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一些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不再沿袭章、梁二家之说，试图表彰此一时期的经世思想，重评文字狱，进而提出乾嘉时期存在一个新义理学的主张。
这样一来，什么是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就成了问题。
问：那么您对于这个问题是如何看的呢？
答：对于今日学术界年轻朋友的学术创新精神，我是十分敬重的，没有这样的精神，学术研究就无从推进。
然而学术创新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创造性劳动。
如何去把握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亦是如此。
在这个问题上，恐怕首先要解决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具体地讲，就是采用习惯的吴皖分派方法，还是把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视为一个历史过程去认识和研究的方法。
在说明我自己的观点以前，我还是要把前辈学者的看法梳理一下。
20世纪20年代以前，章太炎先生、梁启超先生等前辈大师，都是以吴皖分派法来谈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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