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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术史上，编年体史籍虽成书甚早，然以之述学，则又较之其他体裁史书为晚。
20世纪20年代初，钱穆先生著《先秦诸子系年》，或可视为其发轫。
之后，刘汝霖先生之大著《中国学术编年》，则无疑可称为开山之作。
《乾嘉学术编年》之结撰，即系遵循前辈师长开辟之门径而摸索向前。
问：您曾经探讨过中国社会进入19世纪以后，经籍考证如日中天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乾嘉学派步入总结和衰微的阶段，那么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在哪里呢？
答：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乾隆末、嘉庆初，也就是中国社会进入19世纪门槛的时候，经籍考证如日中天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乾嘉学派步入了总结和衰微的阶段。
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危机迭起，衰相毕露，中国学术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早在乾隆四十年代末，《四库全书》馆臣程晋芳撰《正学论》，即对风靡朝野的汉学也就是考证学提出了质疑，他批评了当时的学术界“昌言汉学者几四十年”
，但宋学遭到贬斥。
他说：“为宋学者未尝弃汉唐也，为汉学者独可弃宋元以降乎！”
在乾嘉学术史上，章学诚的一生几乎与考据学的兴衰相始终。
他同一时主流学派的人物，开始过从甚密，以后渐生龃龉，最后分道扬镳，成为考据学风的一位不妥协批评者。
章学诚是嘉庆六年病逝的，在他去世前数年，几乎每年都要撰文抨弹一时学风。
嘉庆元年，章学诚在给汪辉祖的信中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
嘉庆二年，章学诚以《文史通义》初刻稿送钱大昕，并致书阐发著述宗旨，重申：“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
嘉庆五年，章学诚再撰长文论浙东学术，系统地提出“史学所以经世”
的主张。
他的结论是：“史学所以经世，非空言著述也。
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
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
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
类似上述诸家的主张很多。
足见18世纪末19世纪初，质疑和否定主盟学坛的考证学，已经是中国学术界存在的一个普遍倾向。
古往今来，学术前辈们的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学术文献乃治学术史的依据，只有把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做好，学术史的研究才能够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鉴于近一二十年间的乾嘉学派研究起步很快，但文献准备尚不充分，所以2002年，我在高雄中山大学参加第七届清代学术研讨会，曾提出进一步做好乾嘉学术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建议，以与出席会议的学人共勉。
我想，经过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我们的乾嘉学派研究定然会创造出一个可以告慰前贤的局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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