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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中，钱穆先生从章、梁二先生忽略的地方入手，着意论究惠栋对于戴震为学的影响，提出“吴皖非分帜”
的主张，这样就把研究引向了深入。
20世纪50年代中，侯外庐先生以章太炎、梁启超、钱穆三位先生的研究所得为起点，继续向纵深推进。
一方面沿用吴、皖分派的思路，从为学路数和旨趣上去认识乾嘉学术；另一方面，他又选取乾嘉时代的几位主要思想家，如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阮元等，去进行专题研究。
通过探讨诸家的思想、学术的个性和贡献，侯先生提出了若干具有创获意义的重要见解。
我觉得如下两个见解对于深化乾嘉汉学的研究尤为重要：第一个见解是，汉学是始于惠栋，而发展于戴震的，戴学在思想史的继承上为惠学的发展。
第二个见解是，阮元扮演了总结18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
如果说焦循是在学说体系上清算乾嘉汉学的思想，则阮元是在汇刻编纂上结束乾嘉汉学的成绩。
他是一个戴学的继承者，并且是一个在最后倡导汉学学风的人。
这就是说，乾嘉汉学肇始于惠栋，经戴震加以发展，至焦循、阮元而进行总结，方才走完其历史道路。
这两个重要见解，突破吴、皖分派的旧有格局，为把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进行研究开了先河。
这是侯外庐先生在乾嘉汉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贡献，其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
20世纪60年代初，先师杨向奎先生同外庐先生相呼应，在《新建设》杂志1964年7月号上发表了《谈乾嘉学派》一文。
文中，向奎先师说：“历来谈乾嘉学派的，总是说这一个学派有所谓吴派、皖派之分。
其实，与其这样按地域来划分，还不如从发展上来看它前后的不同，倒可以看出它的实质。”
令人惋惜的是，侯、杨二位大师的研究意见，尚未在学术界激起共鸣，一场民族文化的浩劫便轰然而起。
问：新时期以来，您继承了侯、杨二位前辈学者的研究意见，把他们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扬。
谈谈您是怎么做的呢？
答：改革开放以后，我秉承侯、杨二位先生之教，于1992年冬初次赴台问学，在“中研院文哲所”
召开的清代经学研讨会上，提交了《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的文章。
我在文章中说道：“在中国学术史上，乾嘉学派活跃于18、19两个世纪间的学术舞台，其影响所及，迄于20世纪中而犹存。
作为一个富有生命力，且影响久远的学术流派，它如同历史上的众多学派一样，也有其个性鲜明的形成、发展和衰微的历史过程。
这个过程错综复杂，跌宕起伏，显然不是用吴皖分野的简单归类所能反映的。”
因此，我在文章中提出“从历史实际出发，对各家学术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
其中既包括对众多学者深入的个案探讨，也包括对学术世家和地域学术的群体分析，从而把握近百年间学术演进的源流，抑或能够找到将乾嘉学派研究引向深入的途径。”
沿着这样的方向努力，我在此后的五六年间同研究所里的年轻学人合作，完成了《乾嘉学术编年》的结撰。
全书上起乾隆元年，下迄道光十九年，我们试图通过这100年间学术史资料的长编，把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演进的历史过程记录下来。
至于这一思想是否得到了实现，还要请学术界的朋友们多多指教。
问：您是不是可以把这部《乾嘉学术编年》在学术上的特点再具体地介绍一下？
答：《乾嘉学术编年》为编年体乾嘉学术史资料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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