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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完全有可能，甚至于经常忽视语言与物体、语言与生命、语言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错视画因其高超的仿真技巧和视觉欺骗性而受到赞赏，而在文字书写中，错视法或其他形式的仿真欺骗技巧却没有一点用武之地。
语言可以全面、彻底地描述已知和被模仿的事物，而绘画做不到。
我们会说：“把苹果放到篮子里，然后自己拿着吃。”
但是，从来没有人能画出这句话的意思。
对于贡布雷的房子、高老头的住所、荒凉山庄或幼鹿等文学形象，人们的想象跟看凡·高的《黄房子》、毕加索的《宫女》以及维米尔的《站在窗口读信的女人》时的感觉肯定截然不同，他们不会认为文学中的事物是真实的，相反，他们会以为自己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画中的形象。
即便有人迷恋罗切斯特先生或者对包法利夫人深恶痛绝，他们也不会完全相信这些人物的存在，相比之下，《萨斯基亚》33或马奈73《贝特·莫里索》中的形象，他们倒是都信以为真。
我们知道，小说的人物和事物是由语言塑造的，向日葵是由颜料画出来的，而语言相当于我们的硬通货，我们都会说话，我们或许无法画一个苹果，但肯定可以用话语表达埃莉诺为什么喜欢富含活性菌的酸奶，为什么普鲁斯特在年轻时就患有神经衰弱。
语言尽管不那么真切，却更直接。
我们知道画出来的李子不是真正的李子，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世界之间并非简单、偶然的对应。
如果画家不再模仿苹果，转而描述景象、颜料和画布的本质时，就会产生文化差异。
让-保罗·萨特74发现自己无法用语言充分描写栗子树根，他感到非常难过，这又是另一种差异。
（必须指出，尽管他无法用数字，或者用名词、颜色形容词来描述，他至少通过隐喻在人们的头脑中唤起了对应的形象，例如海豹皮和蛇形，于是，通过描述无关的事物，树根与世界产生了联系。
）
在剧本中，颜色形容词的运用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他试图比较凡·高早期作品《吃马铃薯的人》和《凡·高在阿尔勒的黄房子》所表达的家庭愿景。
凡·高害怕家庭生活，他逃离了家庭，但他对家庭的秩序和仪式感十分向往。
《吃马铃薯的人》这幅画是在北方微弱的光线下完成的，在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上，画中的人物彼此没有对视，却紧紧相连，他们在黑暗的小屋中切面包、倒咖啡，共同生活。
这幅画有说教的成分，意在说明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
亚历山大对这幅画充满敬仰，但又迷上了一幅小型画，画的是一张早餐桌，在桌上，凡·高画了他买来装饰“艺术家之屋”
的家用物品，蓝色和黄色相互呼应，使得屋里显得洁净明亮，整体风格协调统一。
文森特向提奥这样描述这幅画：
“一只蓝色搪瓷咖啡壶，一只深蓝和金色的杯子（左），一只浅蓝和白色的网纹牛奶壶，以及一只蓝色和橙色图案的白色杯子（右），放在一个黄灰色陶盘之上，一个红色、绿色、棕色图案的蓝色巴尔博汀陶器，还有两只橙子和三只柠檬。
桌子上盖着蓝色桌布，背景为黄绿色，因此一共有六种蓝色，以及四到五种黄色和橙色。”
亚历山大觉得这些表示颜色的词语非常有韵律，就像一首诗，不过，在剧本中或剧本之外，他都写不出来这样的诗。
他有几天在家工作，一会儿编辑BBC的脚本，一会儿跟颜色形容词做斗争。
那几天，他感觉公寓里其他人的身影有点暗淡、蒙眬。
这里面有空间格局的因素，他的房间光线很好，而且，在他的房间里，向日葵明艳照人，黄房子在钴蓝色天空的映衬下黯然失色，这两幅画让他的房间格外明亮，而外面的走廊由于没有窗户，始终十分昏暗，虽然这样会让人感觉很凉爽，营造出一种雅致的氛围。
烦躁的时候，他会走出房间，看着黑暗处，那长长的走廊像罩着一层迷雾，令人无法看清。
有一次，他刚刚走出房间，就听见一个人正在打电话，听声音才知道是埃莉诺，他猜测电话的另一端是托马斯的一个女学生。
埃莉诺说她不捎口信，也不希望别人打电话到家里来，让她打到研究所去，秘书会接电话并替她转达，最后说了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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