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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尧一见四子，即丧其天下呢？为什么许由炉捶之间，可使无庄失其美，据梁失其力，黄帝亡其知呢？因为四子许由，有一种最大的眼界，最阔的胸襟，使见他们的人，马上觉得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所有的过人之处的渺小。
尧本可以平治天下自鸣得意，无庄等本可以其美力等自鸣得意，但于他们的眼界扩大以后，他们即可知他们所有的过人之处，实在是不足道的。
这是庄学的最高义中的一点。
宋明儒亦有此类的说法。
程明道说：“泰山为高矣，然泰山顶上，亦不属泰山。
虽尧舜之事，亦只如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
象山《语录》中谓：象山“一夕步月，喟然而叹。
包敏道侍，问曰：‘先生何叹？’曰：‘朱元晦泰山乔岳，可惜学不见道，枉费精神，奈何？’包曰：‘势既如此，莫若各自著书，以待天下后世之自择。
’忽正色厉声曰：‘敏道，敏道，恁地没长进，乃作这般见解。
且道天地间有个朱元晦、陆子静，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
有了朱元晦、陆子静，天地不添得些子，无了亦不减得些子，则朱元晦、陆子静之泰山乔岳，亦不过如太空中一点浮云，又有何骄盈之可言？
或可问：若凡事都从与宇宙同大的眼界看，则人生中的事，岂不是皆不值一做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我们于“为无为”
中说，我们做事，有些事是无所为而为，有些事是有所为而为。
就无所为而为的事说，有些事是我们的兴趣之所在。
我们做这些事，是随着我们的兴趣，至于这些事是值得做或不值得做，对于我们，本来是不成问题的。
譬如小孩骑竹马，他只是愿骑则骑而已，他不问竹马值得骑或不值得骑，实亦不必问值得骑或不值得骑也。
有些事是我们的义务之所在。
我们做这些事，是实践我们的义务。
每个人皆要生活，要生活则不得不尽生活中的义务。
若问生活中的义务值得尽或不值得尽，则须先问，生活是值得生活或不值得生活。
有些人或以为生活不值得生活，但在他未死以前，他总是要生活的，他既要生活，他即须尽其在生活中的义务。
这都是就无所为而为的事说。
至于就有所为而为的事说，有些人做事的所为是权利，有些人做事的所为是名誉。
如他们因放大了眼界，而觉得这些所为是不值得要的，他尽可不要这些所为，不做这些事，而专做他的兴趣所在及义务所在的事。
这对于他，或对于社会，均只有益处，没有坏处。
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朱子注说：“不与犹言不相关。”
朱子《语录》说：“不与只是不相干之义。
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来移著。”
又《语录》中论谦卦云：“太极中本无物，若事业功劳，又于我何有？观天地生万物而不言所利可见矣。”
有些事是我们的兴趣所在，或义务所在者，这些事我们自要做之。
但做之而并不介意于因此而来之荣誉或富贵，此即是有天下而不与的胸襟。
这种胸襟，亦惟有大眼界者，始能有之。
对于有这种胸襟的人，自然亦无须说什么谦虚或骄盈的问题。
（选自《新世训》，1940年7月开明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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