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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春》的题目本来就不怎么样，后来改定为《半生缘》，则令人想到那些民间没有品味的通俗小说。
而且拉成长篇的《怨女》不如《金锁记》更富有艺术表现力，就表明了她艺术创造力的衰竭。
夏志清一向以艺术评价标榜，但大抬《秧歌》和《赤地之恋》显然是出于政治目的，因为就艺术性而言这两部小说根本不能与《金锁记》等早期小说相提并论，甚至比不上《十八春》与《小艾》。
人物的群像化与漫画化，没有对人性细微处的探索，表明了这位贵族之女对工农生活的隔膜。
《十八春》是张爱玲的小说中很少透出亮色的作品。
小说在曼桢、世钧、叔惠、翠芝之间展开了阴差阳错的三角描写，但是曼桢偏偏让朱鸿才给糟蹋了。
姐姐曼璐觉得自己年老色衰，加上做过交际花，婚后朱鸿才根本不将她放在眼里，经常寻花问柳，于是曼璐在病态心理的驱使下，试图牺牲妹妹曼桢把朱鸿才拴在自己身边。
在这里让人似曾相识地感受到《金锁记》中亲人间的变态折磨。
后来曼桢、世钧、叔惠、翠芝等人投奔了解放区，这是张爱玲的作品中很少从“发霉”
处走向“光明”
的所在。
再一部就是《小艾》，丫头小艾活脱脱就是一个喜儿，小艾被太太打，被老爷强暴，怀的孩子被姨太太打掉，落下一身病，是共产党来了才走进“幸福的世界”
。
但是她离开中国大陆抵达香港后在《秧歌》和《赤地之恋》中马上就把这种光明变成了鬼屋，幸福变成痛苦，而且由《十八春》改写的《半生缘》也绝不让曼桢、世钧、叔惠、翠芝等去“投奔光明”
了。
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根据政治的需要随意改写现实、改写作品，使得她的小说的艺术价值究竟有多少？在表现文人风骨的地方张爱玲表现出来的全是政治上的投机，这不禁令人又联想到日寇使中国大片国土沦陷后她津津乐道《连环套》之类对生活现状的认同，我们要问：一个艺术家的良心究竟在哪里？
张爱玲的艺术天才止步于1944年8月，此后便是创造力的衰竭与倒退。
不过委身于文化汉奸而又为其凌辱，是她一生的梦魇。
也许很多人不同意使用凌辱一词，胡兰成不是说张爱玲不在乎他有多少女人吗？其实这完全是文过饰非，以他在群芳中游走的经验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嫉妒会杀人。
张爱玲开始为爱蒙蔽了眼睛不在乎他有其他的女人，是自傲的她以为凭着她的才貌会战胜其他女人，最终使胡兰成情归自己。
因此，胡兰成在与她结婚后还左爱一个右抱一个才是对她最大的凌辱。
最终胡兰成没有情归于她，而她却为这种凌辱压垮。
尤其是对她施加这种凌辱的又是一个叛国奴才与文化汉奸，这种双重的受辱感构成的梦魇使她在寻求自我救赎，这就是短篇小说《色戒》与长篇自传体小说《小团圆》。
这两部小说都是在与胡兰成分手后不久就开始酝酿，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才最终写毕。
《小团圆》虽然早就在酝酿中，但写作的直接动因是她要以自传小说的形式反击胡兰成及其友人，因而就自我救赎的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反而不如短篇《色戒》。
《小团圆》中的九莉（原型张爱玲）固然因邵之雍（原型胡兰成）朝三暮四的“太滥”
而生将其杀之丢尸街头的念头，但也有与其生一大堆孩子的幻想。
而《色戒》则虚构了王佳芝打入日伪家庭内部，色诱汉奸易先生试图锄奸，但色诱是身心向汉奸打开的过程，王佳芝在关键时刻提醒他逃脱，逃脱后的他反过来杀掉了包括王佳芝在内的一干锄奸的学生。
小说似乎告诉世人，舍身救国的女学生尚且被汉奸拉下水，何况自己？而一个自我已被汉奸杀掉，并且以“色戒”
昭示天下，就是她自我救赎的表现。
王佳芝的港大学生身份很容易联想到张爱玲在与胡兰成沆瀣一气前也是港大学生。
很多人对《小团圆》评价极高，说什么这是张爱玲集大成式的重要作品。
纯粹从艺术上说，如果张爱玲没有小说集《传奇》而是靠《小团圆》之类的作品，那么她能不能进入文学史都是一个疑问。
《色戒》在艺术表现上就比《传奇》中的小说与张天翼的《移行》逊色不少，《小团圆》更是结构混乱，文笔拖沓呆滞，叙事沉闷无活气，令人不敢相信它是出自《传奇》的作者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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