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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因为挖到的甲骨不多，大失所望，提出了一个“殷墟漂没说”
，这个认知，直到梁思永率队对城子崖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才改变。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梁思永先生对於地层学在中国的確立具有开创之功。
梁思永在留学哈佛期间，曾跟隨祁德参加过发掘，系统地学习了由祁德所倡导的以土质土色为標准的划分地层的方法。
1930年，梁思永毕业后，加入史语所，1931年，他在河南安阳高楼庄后岗三叠层的成功发掘，奠定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技术基础。
在发掘的过程中，梁思永不仅根据土质土色的变化来划分地层，而且还根据这些文化层的位置来提取和记录遗物。
別说70年代，就算到后世，国內的野外处理和观察地层的方法仍然遵循著梁思永先生在后岗开创的模式。
如果搞不懂这些歷史背景，是很难详细了解到梁思永对於中国考古学起到什么重要的引领作用的。
大部分的资料解释，都说梁思永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
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率先在国內引入“自然地层发掘法”
，这也是为什么李济会说他是“中国接受西方正规考古学训练之第一人”
。
在探沟的发掘过程中，苏亦也参与探沟剖面文化层的划分，他使用的办法，就是梁思永先生的这一套。
当然，考古地层学在国內考古学的运用，也在不断完善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人都有相应的贡献。
夏鼐、苏秉琦、石璋如诸位先生，都有各自的贡献。
比如，夏鼐先生在伦敦大学读博也把当时先进的发掘方法带回国內，甚至，1945年，他在甘肃寧定阳洼湾的发掘，更进一步完善这种以土质土色来区分地层的方法，並展示了这种方法在解决重大学术爭论问题上的潜力。
就是他首次证明了马家窑文化早於齐家文化，成功推翻了安特生建立的甘肃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
这个重要吗？
当然重要。
那么苏秉琦呢？
201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另一个三叠层——1951年西安考古调查报告》，作者就是苏秉琦先生。
取这么一个名字，就足以看出来，它对標的是啥了，自然就是梁思永先生的“后岗三叠层”
，因此，苏秉琦先生的贡献並非仅仅在类型学，同样也有考古地层学方面的贡献。
此外，石璋如先生，当年隨同傅斯年赴台，然而，他在殷墟发掘中总结出了一套认土、找边等方法，不仅总结了发掘经验，还奠定了地层学基础，比如他1947年发表的《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论述了小屯的地层关係，成为后来研究的重要参考。
只不过因为他赴台了，大陆的考古学史方面的书籍，基本上都弱化他的贡献。
当然，只是弱化，有心研究的话，也能够找到相关的文献资料，然而，对方在大陆没有学生，没有人来发扬光大他的学说，年轻一辈的学生，自然对於他的贡献所知甚少。
这个过程之中，大家也在好奇，苏亦为啥会如此熟练地掌握这些技能。
张文旭感慨，“小苏老师，你才初中毕业，就考取北大的研究生，结果，不到一年，就提前完成论文答辩。
按照正常来说，你在北大学习的时间，並不是很多才对。
仅仅半年不到的时间，你是如何掌握这些考古发掘技能的？”
“对啊，在我们看来，这些土质土色，都差不多，你仅靠半年的时间，又如何熟练地掌握这些技能的呢？”
不仅，张文旭好奇，其他人也都在好奇。
他们都知道苏亦是天才。
但是天才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確实是他们非常好奇的地方。
眼前这个少年，虽然年纪还小，但在考古学术上取得的成绩，已经无法按照少年的標准来对待了。
可以说，他已经开始从“幼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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