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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郑樵在《通志·总序》里抨击班固,几乎说得他不值一钱。
刘知几论通史不如断代,以为通史年月悠长,史料亡佚太多,所可采录的大都陈陈相因,难得新异。
《史记》已不免此失,后世仿作,贪多务得,又加上繁杂的毛病,简直教人懒得去看。
按他的说法,像《鲁春秋》等,怕也只能算是截取一个时代的一段儿,相当于《史记》的叙述汉事;不是无首无尾,就是有首无尾。
这都不如断代史的首尾一贯好。
像《汉书》那样,所记的只是班固的近代,史料丰富,搜求不难。
只需破费工夫,总可一新耳目,“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
的(16)。
郑樵的意见恰相反,他注重会通,以为历史是联贯的,要明白因革损益的轨迹,非会通不可。
通史好在能见其全,能见其大。
他称赞《史记》,说是“‘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
他说班固断汉为书,古今间隔,因革不明,失了会通之道,真只算是片段罢了(17)。
其实通古和断代,各有短长,刘、郑都不免一偏之见。
《史》《汉》可以说是各自成家。
《史记》“文直而事核”
,《汉书》“文赡而事详”
(18)。
司马迁感慨多,微情妙旨,时在文字蹊径之外;《汉书》却一览之余,情词俱尽。
但是就史论史,班固也许比较客观些,比较合体些。
明茅坤说“《汉书》以矩矱胜”
(19),清章学诚说“班氏守绳墨”
“班氏体方用智”
(20),都是这个意思。
晋傅玄评班固,“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
(21)。
这些只关识见高低,不见性情偏正,和司马迁《游侠》《货殖》两传蕴含着无穷的身世之痛的不能相比,所以还无碍其为客观的。
总之,《史》《汉》二书,文质和繁省虽然各不相同,而所采者博,所择者精,却是一样;组织的弘大,描写的曲达,也同工异曲。
二书并称良史,决不是偶然的。
(1) 本段原文见《史记·自序》。
(2) 本段引用见《史记·自序》。
(3) 参见《后汉书·班彪传》。
(4) 参见《汉书·司马迁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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