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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
，他实在表彰得更为到家。
书中收载别人整篇的文章甚多，有人因此说他是“浮华”
之士（11）。
这些文章大抵关系政治学术，多是经世有用之作。
那时还没有文集，史书加以搜罗，不失保存文献之旨。
至于收录辞赋，却是当时的风气和他个人的嗜好；不过从现在看来，这些也正是文学史料，不能抹煞的。
班、马优劣论起于王充《论衡》。
他说班氏父子“文义浃备，纪事详赡”
，观者以为胜于《史记》（12）。
王充论文，是主张“华实俱成”
的（13）。
汉代是个辞赋的时代，所谓“华”
，便是辞赋化。
《史记》当时还用散行文字，到了《汉书》，便弘丽精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长了。
这正是辞赋的影响。
自此以后，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爱《汉书》，专门传习，《史记》的传习者却甚少，这反映着那时期崇尚骈文的风气。
唐以后，散文渐成正统，大家才提倡起《史记》来；明归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记》差不多要驾乎《汉书》之上了。
这种优劣论起于二书散整不同，质文各异，其实是跟着时代的好尚而转变的。
晋代张辅，独不好《汉书》。
他说：“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的优劣，多以固为胜，但是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却有八十万言。
烦省相差如此之远，班固哪里赶得上司马迁呢！”
（14）刘知几《史通》却以为“《史记》虽叙三千年事，详备的也只汉兴七十多年，前省后烦，未能折中；若教他作《汉书》，恐怕比班固还要烦些”
（15）。
刘知几左袒班固，不无过甚其辞。
平心而论，《汉书》确比《史记》繁些。
《史记》是通史，虽然意在尊汉，不妨详近略远，但叙汉事到底不能太详；司马迁是知道“折中”
的。
《汉书》断代为书，尽可充分利用史料，尽其颂述功德的职分。
载事既多，文字自然繁了，这是一。
《汉书》载别人文字也比《史记》多，这是二。
《汉书》文字趋向骈体，句子比散体长，这是三。
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不足为《汉书》病。
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赞》说班固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
，这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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