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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信息化和数字出版领域标准比较缺乏。
例如，泛欧书业EDI组织早在1995年就在推动EDI标准技术在书刊业电子贸易的发展。
美国出版商协会也早在1999年就在开发在线信息数据交换（ONIX）标准，并于2000年出版了ONIX第1版——信息交换指南，之后与英国的BIC和法国、德国和拉丁美洲的用户组织一起开发了其他版本。
这些标准都是基于出版业务的信息化和标准化的规范。
近年来国际数字出版的广泛展开，领先的出版商都已经转向数字化出版、网络化传播的方式运营，并基本完成向数字内容服务商转型。
国外发达国家的标准化工作也将重点转移到数字出版、数字图书馆标准的建设上来。
美国2000年以后发布的国家标准，如ANSINISO239.84-2000《数字对象标识结构》，ANSINISO239.87-2006《数据词典—数字静态图像的技术元数据》和ANSINISO239.85-2007《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等美国国家标准，都是有关数字出版的标准。
美国出版商协会也开发了“电子图书开放标准”
工程。
英国书业通信委员会也专门建立一个数字出版产业链工作组负责起草数字内容的查找和贸易标准。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新闻出版业的信息化程度还比较低，信息化的标准化程度比较落后。
在我国的信息化和数字出版领域标准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我国的出版物信息不能及时传递到发行单位，造成发行单位花费大量时间人工录入信息，而消费者找不到需要的图书，出版社找不到消费者，发行单位的销售信息也不能及时反馈给出版社，形成出版业的“信息孤岛”
现象。
在数字出版领域标准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我国一些大出版社和新闻出版技术提供商在新闻出版领域按照自己的标准建立了出版系统和出版格式。
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基于其内容管理平台，制定了科技类图书内容结构化标准HEPBOOKDTD，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按一定技术标准建立了百科术语数据库，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也按照一定的标准规范建立了易文网，并希望以此打造新闻出版的公共平台。
这些按照企业标准花费巨资打造的“平台”
或“系统”
能否实现信息的互享互通成为业界担忧的重要问题。
我国主要的数字期刊出版商如清华同方、万方数据、重庆维普都采用各自的唯一标识符标准标识自己的数字资源，方正阿帕比电子图书同样使用了唯一的标识符方案，但这些唯一标识符方案只在企业内使用，唯一标识符仅在各自资源范围内发挥作用，一旦脱离各自的数据库，唯一标识符便成为没有意义的字符串。
由此可见，我国急需制定数字出版标准。
（二）我国标准水平普遍较低，市场适应性较弱
目前，在我国新闻出版标准中，还存在标准市场适应性较弱，水平比较低的现象。
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与我国标准制定市场调研不够，仓促上马，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公开性不够，企业参与不够，标准发布后宣传不够有关。
当然与我国标准的管理体制也有关系，如标准制定计划下放、标准制定经费不够、没有建立对标准的长效维护机制等。
我国新闻出版领域已制定的91项标准中，许多标准已超标龄却仍未进行复审或修订，甚至有的标准超龄长达14年还未进行复审。
一些标准发布后销售册数很少，执行范围很窄，或者执行有困难，甚至许多标准无人问津。
而在国外发达国家，标准在3～5年就会组织复审，标准维护及时，更新较快，标准项目一般由行业协会组织制定，由企业提出。
标准制定有严格的、科学公正的标准制定程序，标准制定过程要求广泛参与、协商一致、透明和公正，最大限度地满足标准有关各方的利益和要求。
此外应建立标准体系与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相协调和配套的机制。
（三）我国标准体系结构不合理，专业划分过细，标准之间协调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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