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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古希腊人可称之为如马克思所说的“正常的儿童”
，古希腊文学的文化内质呈“神—原欲—人”
三位一体的结构框架，较之其他民族的文学与文化，它体现的是一种世俗人本意识，其人性取向是自然原欲。
古罗马文学是对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古希腊文学中的世俗人本意识在古罗马文学中得到了再现，并经由古罗马文学广泛地流传于后世的西方文学当中。
不过，古罗马人自身独特的文化性格，又使他们的文学带有独特的文化秉性。
古罗马人崇尚文治武功，对人的力量的崇拜常常表现为对政治与军事之辉煌业绩的追求，由此又演化出对集权国家和个体自我牺牲精神的崇拜。
因而，古罗马文学比古希腊文学更富有理性意识和责任观念，在审美品格上更趋向于庄严和崇高的风格。
但是，古罗马文学人文观念的主体依然是古希腊式的世俗人本意识，仍属于古希腊原欲型文化范畴。
还须指出，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它的人性内涵并不与整体意义上的文化之人性内涵相一致。
文学因其本质上属“自然之子”
而与文化有某种叛逆性。
文学对人的现实关怀，主要并不体现在强化人的理性上，而在于使人的自然生命获得自由与解放。
文学和美让人获得一种精神自由，从而使人依恋人生、热爱生命，这是文学所拥有的人文情怀和特殊社会功能。
因此，肯定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原欲型文化内质，并不是就对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理性精神视而不见，也不是就认为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完全没有理性因素，而只是从相对的和比较的意义上把握这种文化或文学的主导面，以区别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的本质特征。
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是欧洲文学的又一源头，其中蕴含的“人”
的观念，经由中世纪文学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我们把《圣经》作为希伯来民族的神话与史诗去理解时，其间我们很难看到希腊神话与史诗中那充溢灵性与原始欲望的神、英雄与人。
在那里，有的是“神化的人”
，而非古希腊式“人化的神”
；是“人向神的提升”
，人的主体性的萎缩，而非希腊式的“神向人的下滑”
，人的主体性的高扬。
希伯来神话世界是一神的，而希腊神话世界是多神的。
后者的众神与人同形同性，并经常与人交混在一起，参与人世的纷争，与人一起同欢喜，共悲戚，有着鲜明的世俗化倾向。
身为宇宙的最高统治者，宙斯和众神一样有人的七情六欲，甚至比一般的神更放纵自己的原欲。
与之相反，上帝则几乎不拥有人的原欲，而仅仅代表着人的原欲的对立面——理性，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极端化了的人的理性的化身；而人身上则普遍存在着原欲，或曰“恶”
，于是，人与神在本性上反向极端化之后形成了分明的对立——人永远有罪。
由于上帝身上根本不存在属于人的那种原欲，因而他不像古希腊神话中的神那样与人同形同性，而是抽空了人的血性的一种精神与理念存在。
所以，作为一种神话形象，上帝因其与人的原欲的对立与排斥而丧失了艺术形象赖以成活的人性的自然根基，丧失了艺术形象应有的人的血色、人的生命活力，进而丧失了艺术的魅力。
由于上帝（神）的力量的无比强大和无所不在，又由于所有的真善美以及人的希望都集上帝于一身，希伯来神话中的英雄们都追随上帝，以上帝之神性价值为标准，因而，他们在总体上缺少希腊神话中英雄们那种自由意志和原始野性；他们不是人化了的神，而是神化了的人；他们往往因神性的附着和原始生命力的销蚀而显得威力无穷，而不是因人智的充分施展、原始生命力的外现而显得神通广大，人的原欲被来自于神的那种理性制约着；他们的形象虽显示出了神的崇高，却缺少了人的生命的灵性与活力，使人性变得苍白与贫乏，也就少了几分艺术的震撼力。
《旧约》中的《出埃及记》讲述希伯来人在摩西率领下冒险逃出埃及，重返故土迦南的故事。
这是以色列民族的第一次远征，就规模与气魄而言完全可以同古希腊传说中的特洛伊战争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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