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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伊战争起因于金苹果与海伦之争，而以色列人的远征是为了摆脱奴役、重返故土、获得自由与解放。
也许，后者的原因解说更合乎历史事实，但作为文学，似乎无须这种貌似真实的历史性解释，而那种神话式的解释反倒更能提炼出文化的和人性的蕴含。
金苹果与海伦在根本上是人的原欲的象征，原始的战争直接与人的原欲相关，这不能不说更合乎历史事实和人性之真。
因此，剔除了原欲成分的关于以色列人的远征的历史性解说，只能说明这种文学传统中体现出的是排斥原欲、崇尚理性的希伯来文化模式和宗教人本意识。
在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中，“灵”
取代了“肉”
，在关于“人”
的理解上，与古希腊文学表现出了明显的分野，“神—理性—人”
呈三位一体之势，其文化内质是宗教理性型的，体现的是宗教人本意识。
此外，摩西这一形象又有阿喀琉斯等希腊英雄们所不具备的品质：自我牺牲精神，对民族、集体的责任观念和民族忧患意识。
这些品质，同样是理性意识的体现，是人向上帝的提升。
这种群体本位的观念在销蚀了狭隘的民族意识乃至民族偏见后，又发展为一种拯救人类脱离苦难、爱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和博爱主义。
这种世界主义和博爱主义精神是宗教人本意识中极具人文性和积极意义的成分。
总之，重视人的精神与灵魂，重视对彼岸价值世界的追求，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之文化价值观念的主导倾向。
这种尊重理性、群体本位、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是后世欧美文学之文化内核的又一层面。
当然，当世俗教会把基督教精神推向极端之后，上帝就成了人的异己力量。
这种情形在欧洲中世纪后期表现得特别明显。
随着上帝“权力”
的畸形膨胀，人完全成了上帝的奴仆，人的主体性在上帝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此时，基督教沉重的十字架使人与自我本质分离，人性遭到了严重的压抑。
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人本意识已蜕变为神本意识，原始基督教对人性本质的理性追求最终走向了对人性的扼杀，基督教也就走向了人性的反动。
于是，对新的文化模式的追寻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
二
中世纪晚期，教会使基督教走向极端，上帝成了人的异己力量，一些人文主义者就借用古希腊—罗马文化向它发起了攻击，于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就形成冲撞之势，文艺复兴也就成了西方文化的大转型时期，从而带来了文学中“人”
的观念的重大变化。
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它的以人为本、以人权反神权、以人性反神性、以个性自由反禁欲主义等思想，是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相冲突的。
以人为本和以神为本，是文艺复兴运动中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冲突的焦点。
以人为本，归根结底是要求以人性、人智取代神性、神智，从上帝那里找回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也即人自己。
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是以古希腊—罗马的世俗人本意识为主体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对基督教文化思想的胜利，也就意味着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胜利。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艺复兴是一个文化转型时期，它将一度极端化了的人神关系，也即原欲与理性的关系做了调整，从而有了“人”
的觉醒与解放。
这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适应性自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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