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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的话，[2]那么，只有到了莎士比亚的创作中，这个“人”
才被发现得最全面、最丰富、最深刻，人文主义的内涵也才发展到了最完整的境地。
莎士比亚通过悲剧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原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做出准确地把握。
莎士比亚的作品既沟通了人文主义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传统，又延续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血脉，是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融合的典范。
由此，以肯定人的世俗的、原始欲望之合理性为起点的人文主义文学，到了莎士比亚这里，又融入了基督教人本意识，欧美文学“人”
的观念步入了新的境界。
17世纪的欧洲强调理性与秩序，这种时代精神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古典主义文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从而也使文学中“人”
的观念产生了新变。
文艺复兴运动一方面带来了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个性自由的片面追求造成了人的道德水准的下降和社会的混乱。
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西欧一些国家相继爆发内战和宗教战争，“自由”
与混乱相伴的社会现实使人们意识到理性、秩序的重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高度集中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体现出了它的历史进步性。
在宗教信仰失去了原有的地位，早先的上帝远离了人间事务之际，人们希望像当时的亨利四世、路易十四这样的专制君王承担起拯救人类、造福民众的大业，给社会以理性与规范，给失去了上帝之依托的人带来一份安全感。
这些君王在人们的精神心理上成了“人间上帝”
或“肉身的上帝”
。
这种“王权崇拜”
固然使公民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个性自由，但被神化的“人间上帝”
毕竟是人自己，因而这是人对自我拯救而非上帝拯救的一种乐观与自信，也即对人自己的乐观与自信。
从这种意义上看，16、17世纪的“王权崇拜”
与专制主义也具有人的解放的意义，这是文艺复兴以人权反神权的思想文化运动在政治领域的延续。
正因如此，人文主义文学和古典主义文学都崇尚“古典”
，并且，前者侧重于古希腊，后者侧重于古罗马。
古典主义文学对“古典”
的崇尚，倾向于古罗马的政治、国家、集权理念，并且热衷于表现政治意识。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古罗马在政治、国家、集权政府的创建方面的辉煌业绩，古罗马文化与文学中的那种强烈的王权意识、国家观念和政治热情，正好契合17世纪西欧专制君主强化专制政府的需要，也投合了“王权崇拜”
时期广大民众对国家统一、民族强盛的心理期待。
因此，作为专制主义产物的古典主义文学，以及那些能够为英明的国王和伟大的国家而献才献艺的文学艺术家，很自然地就把眼光投向了古罗马。
即使他们描写的题材来自古希腊，也以古罗马式的眼光，或者说以能表现强烈的王权意识、国家观念和政治热情为目的，选取那些崇高而富有理性品格的英雄人物，并且把他们一个个都写成伟大得像恺撒、亚历山大一样的人物。
总之，即使来自古希腊的人物，也是具有罗马式性格的人。
古典主义文学就是通过对古罗马或古罗马式风格与秉性的人物与题材的描写，通过对勇武、英明的王公贵族的歌颂，表达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人的政治热情与政治理性——而非宗教热情与宗教理性；这在更深层次上是表达了人对自我力量的肯定与颂扬——而非对神的颂扬。
因此，古典主义文学所肯定与颂扬的主要是理性意义上的“人”
。
这里，“理性”
无疑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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