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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名词，因而这个“理性”
也就是政治理性，它也是作为“理性的动物”
的人所特有的一种本性。
古典主义文学通过对古罗马的崇尚，歌颂了从神权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自己，这正好是对人文主义文学之“人”
的解放主题的一种延伸，是从另一条道路、另一种意义上延续了文艺复兴运动。
然而，古典主义文学对“人间上帝”
的肯定和歌颂虽然表现了人的地位的提升与文学中“人”
的观念的世俗化，因而有其进步意义，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当人们主动地把自己的自然权利交给国王与专制制度时，绝大多数人的主体能动性与个性自由就随之消隐了，作为个体的人依然处于个性缺失、自我缺失的状态。
不过，正是这种“缺失”
，为启蒙运动留下了“解放”
的空间。
18世纪启蒙时代被称为“理性的时代”
，启蒙的总体精神是理性主义，因此，作为启蒙运动之产物的启蒙主义文学也和古典主义文学一样强调理性。
但是，启蒙文学的“理性”
是从“自然法则”
角度提出的人所天然拥有的全部知性能力，它可以帮助人不凭借任何外在的权威与力量（包括神与“人间上帝”
的力量）去认识真理；启蒙文学肯定人的理智的同时又肯定人的天然情感的合理性。
所以，启蒙文学肯定理性的力量也就是肯定个体的人的力量，张扬理性也即张扬人的个性，这表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人与上帝、人与王权、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新理解。
卢梭是启蒙文学中既肯定理性又崇尚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作家。
他否定了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的天然本性是善的和美的，因而一切发自自然人性（包括理智与情感）的要求与欲望都是合理的，而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现实存在）都是人性的污染物和罪恶的滋生地。
他笔下的“新人”
形象，既有天赋的良知——理性，又有天然的欲望——情感，因此，这些人物既能接受“美德”
的制约，又不乏情感冲动所迸发出的自由愿望与生命意识，他们是富有主体精神的世俗化的“人”
。
歌德沿着卢梭的人文路线，丰富并拓展着“人”
的观念。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寻找着情感与理性统一：既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又不与外在客体冲突；既满足个人欲望，又不违背社会道德律令。
歌德的思考与莎士比亚有相似之处。
然而，正如歌德同时代的康德所验证的那样，人的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之间处于二律背反的永恒矛盾之中，因而，人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
浮士德一生执着地探索与追求，表现了他对个性自由与实现生命价值的乐观精神，但最终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这正是歌德关于“人”
的理解与认识的困惑。
但歌德通过对浮士德的描写，把“人”
的问题的探索推向了更广袤的天地。
以卢梭和歌德为代表的启蒙文学对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性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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