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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敌入侵和帝国保卫自身的需要对其臣民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在城镇考古发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7世纪期间,拜占庭放弃了古希腊罗马那种宏大城市的风格,那些城市拥有棋枰式平面图、宽阔的街道、宽广的广场、宏伟的公共建筑物。
这样的城市在人口锐减的时代(瘟疫、突然来临的外敌入侵和围困削减了人口)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承受的奢华。
除了像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这几个已经修筑起坚固城防要塞的城市之外,其他地方的居民节省开支和精力来建造城墙,只把最能够设防的地区围住。
他们放弃大部分城市的大部分空间,甚至将一些城市从平原挪到更容易防守的山坡上去。
城镇里另一个重要的变化,甚至在君士坦丁堡都有证据,那就是文化的衰落。
在拜占庭早期历史上,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是元老、保长、行政官员和负责训练这些人的教师。
他们都是能写会读并读得懂大部分世俗文学的人,他们的亲戚则是教会人士,后者撰写和阅读大部分涉及所有博学知识的文献。
此时,保长已经消失不见,元老混杂到了行政官员中,而他们队伍的人数也变得更少,更缺乏威望,社会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不可避免地下降。
虽然所有的军官和教士都有文化,但总的来看他们只满足于接受过基本的教育。
文学发展越来越局限于布道词、韵律唱诗、圣徒传记和某些神学作品,所有这些都显示不出什么文学的张力。
只有一些历史作品能够留给我们一些对事件发生顺序的单纯描述。
利奥三世的《选编》与《查士丁尼法典》相比简直是部乏味的文件,这位皇帝在此书中抱怨当时的律师都很无知。
第五、六次大公会议严厉驳斥那些毁坏或抛弃宗教书籍的人,声称世俗书籍没有任何内容,这就描绘出一幅教育败落的灰暗图景。
当然,图书的毁坏也不可能坏到哪里去,因为在公元6世纪以后的岁月里,拜占庭人仍然拥有他们以前拥有的那些书。
7世纪的各种变化在农村表现得并不是太明显,占帝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在那里。
外敌在农村进行的大部分抢掠可能每代人至少发生一次,但是它们更常发生在从边界容易到达的地区。
在最暴露于敌人的地区,富人明显比穷人更易渡过难关,因此大地主此时被发现生活在安纳托利亚平原地区,阿拉伯人对这里的袭击最为频繁。
在更为安全的沿海平原,大地主却明显变得人数稀少,可能是因为人口的普遍减少造成了劳动力价值的提升和耕地的贬值。
用于大宗过境贸易的金币短缺和用于日常生活买卖的铜币短缺都不能非常清楚地反映商业贸易的萎缩及其原因。
当局铸制货币并非为了臣民私人方便,而是为了其自身的目的,即优先供养军队。
当国家发行的货币太少时,私人商贾就必须更经常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从而加剧了大批量航运和仓储以及易损货物交易的困难,他们被迫使用小额耐用的货币。
甚至可能由于将士缺少现金,那些管理省区仓库货栈的政府契约官也收取将士的农产品,折算成他们购买武器装备的价钱。
如果真是如此,这些货栈就可能逐渐变为各类商品的贸易集散地,形成某些以物易物的低效率贸易,并在需要的时候支付货币,也许还可以优惠折价。
事实上,每个人都还得有货币,只是因为纳税的需要。
我们的资料显示,767年出现过货币金钱恐慌,其间农民们被迫以低得可笑的价格出售其农产品,以便换取金钱缴纳税收。
相比于早期拜占庭时代,富人明显越来越贫困。
旧元老阶级到这个时期结束时已经消失不见了,他们屈服于过于频繁的政治动**和过于急剧下降的人口与经济衰退。
安纳托利亚平原上的农村权贵来自全新的家族,其中许多都是亚美尼亚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收取地租而是经营农场,同时他们渴望军旅生涯而不愿担任行政官职。
他们变得比行政官员和商人更为富有,更有权势,而商贾们则变得比在6世纪时更贫穷。
大部分农民似乎仍然拥有足够面积的肥沃耕地,他们生活得无忧无虑,除了税收官员外,任何人都不会烦扰他们。
当农民不能完税时,其所在农庄的其他农民就会补足差额,通常这些邻居似乎还能够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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