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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完成的作品少有遗失，多亏有了这些种类多样的作品，人们才有可能描绘出一幅相当完整的图画，反映出形成这些文学作品的文化氛围。
我们确认1261—1453年两个世纪期间的文人大约有150人，既包括世俗作家也包括教会作家，他们大多活动在君士坦丁堡，但是也涉足尼西亚、阿尔塔、塞萨洛尼基、特拉布宗和米斯特拉斯等地。
这些作者的通信显示出大量姓名的交错混杂，以至于好像所有的人都认识其他所有的人，并相互通信。
在这个狭小的群体中，小团体聚集在几个强大的中心周围，那里能够为他们提供物质保障。
按照重要程度排序，赞助资金来自皇帝宫廷，特别是在14世纪20年代爆发内战以前；其次来自周边的小宫廷；再就是来自个别贵族和富有的市民，他们各自举办“沙龙”
；还有的来自牧首；最后来自大都城的大主教。
举个例子来说，博学多才的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Nikephoras，大约1290—1360年）的学术生涯主要是靠赞助维持的。
在他年轻时，曾受到担任其所在城市希拉克利亚一本都卡（Heratica）主教的叔父的资助。
后来他前往君士坦丁堡定居，并得到牧首约翰十三世（JohnⅧ）和皇帝安德罗尼卡二世的资助，但是最为重要的是他得到宰相狄奥多尔·梅托希提斯（TheodoreMetochites）提供的保护，后者公开宣称，格里高拉斯是其信仰上的继承人，并派他担任其修复的霍拉（Chora）修道院一个收入丰厚的肥缺。
书籍和文献是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物质条件。
作为拉丁骑士征服活动的后果，究竟有多少历代积累的古籍文献遭到毁坏，这个问题始终模糊不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帕列奥列格时代的突出特点是迫切需求古代文献文本及其抄写本和注释本。
今天的古典学者们应该衷心地感谢帕列奥列格时代的前辈们所做的努力，例如迪米特里·崔克林纽斯（DemetriusTriklinios）、曼努埃尔·莫斯科波洛斯（ManuelMoschopulos）、托马斯·麦吉斯特（ThomasMagister）、马克西莫斯·普兰努底斯等人。
这些学者完成了阿提卡（Attic）语言词典；整理了像赫西俄德和品达（Pindar）这类诗人作品的新版本，重新构建起具有约束性的诗歌规范要求；还整理出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这些悲剧作家作品的新版本。
他们为品达、悲剧作家和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作品做注释；他们整理的大量阅读物如索福克勒斯和狄奥克利图斯（Theocritus）的作品至今仍是公认的最经典的读物。
他们重新发现了许多古代作家，数百年来的传统一直没有关注过这些作家，例如马克西莫斯·普兰努底斯就重新发现了托勒密（Ptolemy）的《地理学》（Geography）和潘诺堡人诺努斯（NonnusofPanopolis）的《狄俄尼索斯》（Dionysiaca）。
他们整理出的许多作家作品的完整文本至今仍然是我们知识的基础。
还是这个普兰努底斯编辑（部分是重新发现）整理出了普罗塔克（Plutarch）的作品和《希腊警句格言文集》（GreekAnthologyofepigrams），后面这个版本我们现在还称为“普兰努底斯文本”
。
古代警句格言中下流的“黄段子”
，特别是那些同性恋的内容，都被这个版本删除了；他留给我们大约400句其他作品中找不到的警句。
学者和貌似有学问的贵族妇女争相收集古代文献，相互传阅古代手抄本，当他们有能力时，就建立了包括世俗和宗教作品的图书馆。
14世纪前二十五年，在霍拉修道院收藏的狄奥多尔的图书一直珍藏到1453年，那时它仍然是君士坦丁堡最大的图书馆。
霍拉修道院收藏的某些文本或部分图书至今仍保存在伊斯坦布尔、牛津、梵蒂冈、维也纳和巴黎的图书馆里。
拜占庭的文学活动并不是件新鲜事，我们承认在帕列奥列格时代其文学活动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特别高的水平，矫揉造作的阿提卡风格从来也没有超越清新质朴的风格。
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帕列奥列格时代文化复兴究竟是否在与其相关的古典遗产方面开拓出新的领域，是否扩大了其旨趣的范围，最后是否摆脱了传统的拜占庭模式的束缚。
在所有这三方面，我们都可以给出大体肯定性的回答。
在本书行文中，我们一再强调拜占庭文学文化主要是建立在古代晚期基础上，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的“第二博学时代”
（SedSophistic）。
最广受追捧的作家不是今天古典系中研究的那些人物，而是像卢西恩、亚里斯泰迪德、里巴尼乌斯、西奈修斯（Synesius）及其基督教同仁，如卡帕多西亚的教父们，纳西盎的格里高利和圣巴西尔这样一些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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