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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文学风格而不注重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可疑内容，意味着这些作家偏离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恰如其表现的那样，按照永恒不朽的文学杰作的标准创作，成为一批卓越的作家。
修辞学家的影响在帕列奥列格时代并没有降低，而这个时期古代的影响首次在三个而非两个方面兴盛起来。
狄奥多尔在其分析评价德摩斯梯尼和亚里斯泰迪德的论文中，把他们不同类型的演讲术之间的区别归因于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
德摩斯梯尼发表演讲的时代正是民主制的盛期，当时人们必须提出论点并就质疑的问题做出回答；而亚里斯泰迪德则生活在君主专制时代，当时的环境倾向于赞美称颂，倡导冗长的演讲。
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是它确实是个关于历史理解的程度的问题。
至于我们提到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注意到人们对科学的兴趣不断增长，例如数学（这里要再度提到博学多才的普兰努底斯）、医学，特别是天文学。
早在9世纪，相关的古代文献〔尤其是托勒密和西昂（Theon）的《实用天文表》（HandyTables）〕就得到重新抄写，但是这个时期一直没有关于古籍的原创性作品。
狄奥多尔在不进行直接观察的情况下，依据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就完成了新版的《天文学概论》（Introduy），并且于1283年（安德罗尼卡二世统治元年）重新计算古代的数据，以便确定历法起点。
其后有一批学者追随他，其中就包括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
他注释整理了现存至今最完整的托勒密作品的手抄本，还因为提出修订历法而受到赞誉，并且成为格里高利历法改革的先驱。
格里高拉斯显然了解阿拉伯天文学，但是却没有公开利用它。
对托勒密的严格遵循逐渐走入了死胡同。
阿拉伯和波斯天文学家在天文表和论文中取得的真正进步直到公元1300年前后才传到希腊世界，首先是通过下层社会渠道，主要是那些游走于首都君士坦丁堡和东方城市特拉布宗之间的人将波斯和阿拉伯文本翻译成希腊文，例如乔治-格里高利·奇奥尼亚德斯（Georyiades），他曾前往波斯的大不里士（Tabriz）学习东方科技，后来还有他的追随者。
到14世纪中期，托勒密的数据就被专业天文学家批评为不合时宜，“波斯”
天文表于是取代了托勒密表，或者是不同的天文学书籍中各自使用托勒密的天文表或“波斯”
的天文表。
1352年前后，狄奥多尔一世完成的《三书》（ThreeBooks）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其实早在1309年的君士坦丁堡，一篇关于星盘使用的论文就通过拉丁文翻译过来了，而其原本是阿拉伯语文本。
15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期间，成书于14世纪的一本天文学作品《六翼》（SixWings）就被翻译为希腊文，而这本书的原本是希伯来语文本。
这里我们还是要谈到西方的多种影响：《六翼》的作者是来自法国南部的犹太人，而该作品本身可能是通过威尼斯人或书的主人带到拜占庭来的。
尽管新天文学具有非希腊和非基督教起源，但却主要是由希腊东正教教会人士发展起来的。
这样，格里高利最终就成为大不里士的主教，而狄奥多尔则成为牧首学院的首脑。
另外一个扩大发展的领域是翻译拉丁语作品（主要是普兰努底斯完成的），但是这个领域特别突出地反映了中世纪的旨趣范围：如奥维德（Ovid）的作品，西塞罗的《西庇阿之梦》（DreamofScipio）——该书带有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的注释，还有多纳图斯（Donatus）的《语法》（Grammar），波埃修斯（Boethius）的《哲学的慰藉》（solationofPhilosophy），以及圣奥古斯丁的作品。
对当时人们思考的宗教问题更有煽动性影响的是在14世纪后半期，由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us）和普罗克洛斯·基德尼斯（ProchorosKydones）两兄弟翻译的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和他的其他作品。
思想的原创性只能在很少几个例子中得到证明。
在这方面的考察中，我们还要再次提到狄奥多尔。
他非常敏锐地认识到其所在时代的衰败和他自己的文学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中，因此首先对拜占庭文化的一个确定原则提出了问题，主要是说帝国在现世舞台上扮演着中心角色，因而注定将一直存在到世界末日。
在狄奥多尔看来，帝国就是另一种政治实体，其即将到来的灭亡无非证明了创造和毁灭的宇宙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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